探寻“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研究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了他们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们认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至上、物支配人的似自然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可以谨慎地运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但其典型运用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是要克服经济的至上性、强制性,实现人们对自己劳动产品和全部生产力的自觉控制。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研究--以卢卡奇为例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在十月革命成功的背景下,反思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并反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运用的理论产物。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是具体的“总体性”的范畴。卢卡奇通过回溯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传统,揭示出黑格尔关于内容的辩证法的革命性,用“总体性”辩证法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一直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代表人物都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实证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等错误理论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理论批判性的丧失和实践革命性的缺位是其错误的根源,为我们全面认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确评判其理论状况和历史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批判

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阐发了他的东西文化观点,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论争,其中包括以瞿秋白、邓中夏、杨明斋、萧楚女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围绕着东西文化论争这一议题,对梁漱溟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从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需求出发,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与分析中国社会的初步探索。为探索中国文化的新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就东西文化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方案。这些尝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妇女解放思想体系

“十月革命的炮声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妇女问题 ,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概言之 ,它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 ,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 ,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 ,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 ,揭示了妇女解放的科学规律 。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民政治动员思想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不堪,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缘于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深入农村,通过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在政治动员的实践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造出一系列切合农民实际的方式方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他们由简单认定宗教是"凭空构造"的结果,进而揭示宗教的本质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由强调宗教阻碍了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进而主张积极吸收、利用宗教中西方净土观念、普渡众生等有益的思想元素,为挽救世道人心、构建理想社会服务。他们这种对宗教既有批判又有吸收、利用的认识与态度,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宗教问题的先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以纪念活动为视角

纪念活动是宣传活动的重要载体,是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个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通过纪念活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强化其政治功能。在纪念活动中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且根据大众的特点采取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理想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们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发展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理想及其主要内容,即争取工农大众的受教育权,主张教育平等;实现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把教育作为实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工具,提出的教育理想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以及浓厚的俄国色彩。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富农问题的论述

农民运动不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工作重心,富农更不是政治革命重视的对象。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关注农民,在对农民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的同时,对富农特性的认识也逐渐清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产力思想探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辩护或重建的过程中,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时,也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剖析。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辩护或否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新阐释,以及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新解读。这些既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或经典论断的反思,也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反思。由此形成了一些切合时代特点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补充和拓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赋予了其时代精神。

从孙中山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的趋同性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除了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就是文化观的趋同性。孙中山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对中西文化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应于现代生活的部分,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之,而对其中的精华,则应有所吸收,有所改造。对于西方文化,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容纳其长处而避其短处,以期达到改造和充实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对他们来说,对文化的选择,说到底就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要通过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创造出适合现代中国发展的新文化,这种文化观上的趋同性,反映出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政治的趋同性,而正是文化观的趋同性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提供另一可能性。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理论基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内容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决定性影响。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内容的理解和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对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大的帮助。

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再评价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开始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建党学说。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传统的扬弃

自从马克思把社会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停留在这个二分法的框架中,至多在经济基础的作用大小或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环节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卢卡奇则用总体性观念颠覆这种二分法,否定了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之间的层次性关系。阿尔都塞用结构总体的观念批判了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观,并把经济和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要素。后结构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更进一步否定了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否定了社会要素的确定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扬弃表明:虽然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基础地位的肯定是无可置疑的,但局限于二分法传统,却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

试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衡量标准

近年来,在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涉及到两个重要提法,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谈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转变问题时,这两个提法在人们的著述中比比皆是.但是,这两个提法其内涵究竟是什么,二者间关系如何,却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在有关的文章中,或者缺少严格的规定,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就难免导致一系列观点和看法上的分歧.因此,搞清楚这二者的确切含义即各自的衡量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笔者愿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人.作为特定的历史范畴,所谓"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独特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补充和重建，产生了早期的重要思想并形成了多种人道化的思潮和科学流派。全面审视这些早期思想，准确解读不同思潮流派的详实内容，辩证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存在的不足，可以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水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建设处在一个历史性关头,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东方文化派、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三足鼎立的局面。相对于前两者,马克思主义阵营在当时虽然声势较弱,但由于其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对文化的选择也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其思想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重要基础。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主权思想

主权是国家的灵魂,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国家主权的含义入手,深刻论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家主权和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国家主权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