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7年读书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阅读传播实践

1918—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读书会对马克思主义引入并改变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进程和政治文化深具价值。在爬梳读书会实践的历史背景和演进历程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借由读书会开展的政治交往和文化实践是一次次创造“空间媒介”的过程,同时读书会还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具身传播仪式载体的功能。作为当时中国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读书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纳入社会政治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出版物与进步报刊的阅读接受,形成了以大众阅读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的经验,对当前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表明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这是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既有外来文化的传播,也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大同思想等,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的重要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

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译本是该书最早独立成册出版的中译本,也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恩格斯著作首部中译单行本。这一译本的出版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对时代思想诉求的主动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传入中国伊始不仅有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着社会层面的参与。郑次川所作的译者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帮助其适应中国语境、扩大影响力的尝试。该书的底本来源和译本内容反映出日本渠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对于“信、达、雅”的不懈追求。郑次川译本因其较高的文本质量、独立成书的出版形式、强有力的发行宣传得以迅速再版并在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对后续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将马恩著作传入了中国,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从引入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应“等量齐观”。

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为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汇通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进路。

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武汉地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 ,但迄今还没有专文探索。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由于武汉居中的区域优势 ,使它成为长江中下游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 ;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 ;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 ,宣传马克思主义 ,构成该地区传播史的一大亮点 ;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两湖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早期传播的一个"传播标本",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或专著从整体上进行相关探讨,这与两湖地区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历史作用、地位和影响是极其不相称的。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北京、广州、四川等各省市地区传播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之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省市地区传播的独特之处。正是上述这些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使湖北和湖南两省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历史进程中两大"革命策源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出现了中国化萌芽现象。这种萌芽现象既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萌芽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梳理这些成果,从中可看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萌芽过程、状况、特点与规律,其主要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现代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归功于20世纪初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创办报刊、翻译著作、撰写文章、举办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城乡发表演说等各种方式,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启蒙工作,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工人农民知晓并接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工人阶级通过参与工人夜校、创建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方式,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传播。广大农民通过参加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积极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席卷全国的反封建农民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各阶层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由抽象的理论到具体的思想、由深奥的学问到通俗的原理、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到广大群众理解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无限生命力。

传播学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李军林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一书,从传播学话语理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研究角度新颖,论证系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探析

1929年冬,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开始传播,此后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不断扩大影响,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坚持以学校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三是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群众基础;四是有选择、有重点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澎湃、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并普遍产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而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李大钊的爱国情怀和求学经历让他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他努力学习、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寻救国路径。李大钊通过各种报刊、教学和参与社团活动等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广大青年学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救国图强之路,马克思主义成为探索中国出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的革命传播研究

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教职便利,利用学校讲坛具有隐蔽、安全的天然条件和优势,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和演讲的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虽然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主要是在校内进行,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结合,把讲义和讲稿出版或刊发,再加上任课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的流动等因素,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为有源头活水来:旅俄华侨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路径,苏俄是继日本、欧洲之后的第三条,但它影响却是最为深远的。考察苏俄的这一传播途径,被孙中山誉为"中国革命之母"的华侨担当了重要角色。试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借助丰富资料,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的旅俄华侨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由、内容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和著作回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作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寻求救亡图存武器的客观需要,承载着伟大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从1918年11月至1920年5月自发、自觉的传播维度;二是从1920年6月至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维度;三是从1922年7月至1927年7月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三个维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维度是后一维度的逻辑起点,后一维度是对前一维度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特征,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自觉传播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因此,对“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引领我们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地承担新时代的使命,守护好党的精神源头。

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

已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研究,缺乏对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之前情况的关注。原因主要在于:沿袭学术界传统,忽视针对教劳结合的研究;对教劳结合概念的理解存在偏误;受研究者立场影响,忽视了部分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形式和途径。后续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挖掘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历史资料,直面原始文本的具体表述,探究其与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实践的关系;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同时注意研究其他身份者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贡献;分析各种早期教劳结合运动和实践模式,甄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成分。

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 建党时期,施存统是我国政治思想界相当活跃的人物,他著译了大量颇有影响的论著,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新青年》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而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的《晨报副刊》则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在《晨报》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1918年12月1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2月7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配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的带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提出的"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计量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将日趋成熟的计量史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梳理,能够突破现有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更全面地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史料,更加深入地从人物、报刊、地区、组织、内容和渠道等角度,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视角。

王右木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党团组织创始人王右木以课堂为传播阵地,开启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以社团为传播平台,增进了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以刊物为传播载体,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社会的正确途径”的道路认同;以革命活动为传播场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传播路径从课堂传播、社团传播、刊物传播到革命活动传播的演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传播方式从认知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化。传播效果从情感认同、理论认同、道路认同到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具体运用的升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思想启蒙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转变。

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及其超越——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视角分析

五四运动前,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换已经历了长时间艰难曲折的探索,虽初有成效,但也面临多种矛盾,陷入了重重困境。如何确定价值观的时代性,应立足于哪个阶级来取舍价值观,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和现实需要是什么,怎样与之相结合,应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的探索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价值观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方向,确立了现代价值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结合中国现实,以科学方法处理价值观转换中的种种矛盾,从而破解了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正确引导了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