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伯吉斯小说《发条橙》的时代隐喻分析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小说《发条橙》中虚构了乌托邦式的妄想利用科学技术消除主人公阿历克斯人性之恶的权力社会,探讨善与恶、自由与平等、公共权力与个人、人文社会与科学技术、理性与感性、秩序与混乱等议题,以此影射现实社会。《发条橙》中互相对立的元素构成时代隐喻,在现代社会中以对立且统一的矛盾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未解之题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哲思的魅力。

历史旅行中的观望:论王音少数民族绘画及其时代隐喻

在中国的边疆绘画史中,王音的少数民族题材画作独特而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反思意味和形同历史文献的意义。本文将重访王音作品中的少数民族系列作品,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边疆绘画运动和民族建构的历史脉络中,通过详细分析其画作和观者之间的视觉凝视机制,探讨这一系列作品中隐含的画家对于少数民族作为主体中“异质性”的他者参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再现及其反思,重新发现王音系列作品中建立的来自西方油画与中国本土对话的可能途径。

舞剧《咏春》“戏中戏”结构的戏剧张力与时代隐喻

舞剧《咏春》以“戏中戏”的戏剧结构,借由“摄制剧组”的视角讲述叶问与咏春拳的故事。这种双线叙事的创作手法,为观众呈现出两个时空、两代人的故事。其强烈的戏剧张力彰显了叶问这一“站在光里的英雄”形象,弘扬了中华武术精神。同时,也讴歌了那些“追光”的普通人,唤起了观众追逐英雄、追寻光明,成就心中的那一片“武林”——当代人心向往之的人生隐喻。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的时代隐喻性原则

在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写作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理论焦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史剧理论与实践中,探讨了史学家和史剧家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史剧题材处理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代隐喻性原则。这一原则在郭沫若的理论探索与史剧实践中包含了三个层面:历史隐射层、精神同构层和象征意味层。

时代隐喻、小叙事与“丰富性”呈示——论付秀莹的长篇小说《他乡》

《他乡》所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翟晓梨在世纪之交的自我塑造、自我蜕变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隐喻"。翟晓梨的主动融入都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主体意识及其现代选择的具体体现。《他乡》所沿用的是"小叙事"套路:首先,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叙写上,突出的是题材的日常性;其次,体现在叙事视角的内倾性上;再次,体现在价值评判的混沌性上。然而,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及其情节安排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丰富性"不应成为对人物命运理性把握的羁绊。

《刀马旦》中的女性地位和时代隐喻

《刀马旦》中的男主角处于弱势地位,女人被放置在时代的前景,扮演着觉悟者和拯救者,一如舞台上扬鞭纵马的刀马旦角色填补了男性失语时的空白状态。

新台湾电影的疾病书写与时代隐喻

近五年,疾病叙事进入新台湾电影的趋势愈演愈烈。疾病进入影视创作,一方面以直接具象的方式展现患病的症状与痛苦,并一定程度上将患者化为被动和碎片的他者。另一方面,在患者被剥离主体性的基础上,电影通过叙事还原了病患主动、完整、中心的身份。同时,疾病叙事在爱情、家庭、科幻和恐怖等类型中呈现出不同的功用。在影片的显性呈现背后,疾病也成为切入当下台湾地区社会现实的隐性途径,不同类型的疾病呈现也是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焦虑的各异体现。

超现实性艺术与时代隐喻——论夏目漱石《梦十夜》的梦境叙事

夏目漱石的小说《梦十夜》内容晦涩费解,情节扑朔迷离。该文本利用梦无序的非理性原理组合情节要素,在时空与情节逻辑层面上形成超现实性叙事艺术。同时该作品显出梦境的视觉化叙事倾向,这正缘于梦的视觉性思维特质。梦本身包含隐喻思维特征,其隐喻意象具有不定性、多元性的鲜明特点。而文学的梦叙事受作者理性支配,在情节要素组合及视觉化描述方面附有理性要素,从而使其隐喻意象更为集中化、理性化。《梦十夜》的超现实性、非理性的叙述表象下隐含着对新旧文化认同差异的时代隐喻意象。

世俗化进程中的时代隐喻——论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中“观看伦理”的双重变革

图像中主体之间的"观看"及其伦理是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特质在俄国宗教画中尤为突出,并于十九世纪经历了世俗化进程下的双重变革。第一重变革属于作品内部,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打破东正教圣像传统,消解了圣像面容向观看者发出的"不可见的"目光,使图像成为了被观看者把捉的文本,画中的宗教事件从神圣时空落入世俗时空;另外,图像中主体目光中心的转移使其宗教叙事从上帝恩典转向了"无求于外"的"因信称义",俄国宗教画自此进入世俗化进程。第一重变革直接影响了属于作品外部的第二重变革,俄国宗教画对人类自身力量的确信与同时代社会思想产生了密切联系,基督教叙事隐喻的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由此,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在世俗化进程中的"观看伦理"和俄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共鸣,并为十九世纪俄国遗留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启示。

时代隐喻的影像书写——陆小雅电影的“作者策略”

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陆小雅基于艺术性与大众性二元语境,执着于一种人文关怀与理想情怀并重的电影艺术探寻,在标明"作者"身份的同时,建构出具体时代隐喻色彩的"作者策略"——既确立叙事本文的人的主体性,又能反映类型表达的哲理思辨。借对社会变迁的凸显,对人在不同境遇中的无奈选择与自我坚持的强调,导演完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青年的个人成长路径;当然,亦有对市场经济拓进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难以回避的矛盾与挑战的独特呈现。

屈原诗歌艺术隐喻的创新与探索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抒情诗方面成就很大,创作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诗篇。这当然得益于他在诗歌创作中成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隐喻。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个人与时代共患的双重隐痛——《沉沦》中的疾病叙事

《沉沦》在描摹主人公精神疾病的同时也具有影射时代弊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体现,然而不仅"灵肉冲突"可视作个人与时代的联结点,合群、离群的人际矛盾与自我崇拜、自我厌恶的认知矛盾也是联通二者的主要节点,通过对这两种矛盾的精神分析以及社会分析,可以对特定历史时期国家与青年共患的双重隐疾得到深层次的理解,并铭感二者"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拒绝还是坚守——论于坚诗与隐喻的关系

九十年代以来,于坚一直拒绝隐喻。不过,当弄清能指、所指与隐喻的关系后,我们发现诗人要拒绝的不是隐喻修辞本身,而是专制时代下的公共隐喻,也正是语言学家所归纳的隐喻中的一般隐喻及死喻。同时,结合九十年的诗坛背景,我们注意到于坚拒绝隐喻的某种策略性,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于坚是否把隐喻消解掉了还有待我们进一步阐释。

论王安忆《考工记》的叙事美学

小说《考工记》是王安忆对其以往创作风格的一次反叛,叙事上有着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在人物叙事上,背离常规的单身汉形象以及女主形象的缺席,打破了以往通过婚姻恋爱塑造人物形象的写作模式,是王安忆一次成功的反经验写作;在历史叙事上,于恢弘的历史事件中运用留白及语言的俭省,将叙述的节制发挥到极致,是一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默契;在情感叙事上,“一人一宅”成为时代隐喻的载体,隐喻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传统文化的没落。

《霸王别姬》观后感--从人物命运的更迭浅析中国法律

《霸王别姬》这部影片通过在将段小楼、蝶衣和菊仙这三个小人物跌宕的命运置于历史变迁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片中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带着时代的隐喻，都表现出对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传统文化、社会历史、以及对人的生存境遇及命运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