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近代教育改革。在教学宗旨上,把时务与治学相结合,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和教学当中;在教学方法上,把书院与学堂相结合,既继承传统书院的箚记、面授答疑、讲学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制度,又吸收了新式学堂面试招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运用近代教育技术及教学方法的新制度。这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时务学堂精神及其对张伯良的影响

时务学堂在短短的一年里培养了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 :自强、自立、爱国、维新。张伯良在时务学堂学习期间 ,曾两次在《湘报》上发表文章 ,鼓吹维新变法。在时务学堂遭到攻击 ,湖南维新运动面临瓦解的时候 ,以张伯良为首的时务学堂学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时务学堂、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

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和英雄人物,树立了变革创新的榜样;促使湖南各地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开放学风的形成;宣扬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激发了湖南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激情;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指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民学会通过办报刊杂志,创文化书社等途径传播新思想,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社会运动实践的舞台,主要骨干锻炼的平台,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产生的逻辑起点。

论时务学堂的历史地位、恢复价值与开发措施

在两型社会和国际文化名城建设中,长沙须深入挖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时务学堂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值得恢复重建。要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化经营,创造理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石陶钧时务学堂学生考

石陶钧曾说自己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但其说疑点颇多。据考证,石陶钧虽然在时务学堂学习过,但并未取得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籍,因此不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

时务学堂与近代法政教育革新

时务学堂是是近代法政教育变革的先驱。其办学宗旨鲜明,以政学为主义,以开民智为要务。其已有较为系统的法政教育课程设计,每月都有"公法学"研读书目,其中既有《法国律例》《英律全书》等比较法、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国际法等具体法律门类,更有《万国公法》《佐治刍言》等最新潮的西方法律著作。批判专制法统、倡导民权自由是其教育灵魂所在,师生探讨了民权自由、限制皇权、君臣关系、西方议院等最新法政问题。

陈宝箴与时务学堂的创办

1895—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锐意改革、致力维新,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候补知府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倡办新政,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1897年10月时务学堂的成立,是湖南新政的重大举措之一,对于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曾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州县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智士之志,不可夺也。”这说明时务学堂同南学会一样,对湖南新政的推行、风气的转变,确实起过重要的影响,被誉为“国中学校之嚆矢。”然而,以往文献中对陈宝箴与时务学堂的关系只有零星的记载,未见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在陈宝箴是否为时务学堂的创办者之一的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本文试就陈宝箴与时务学堂的创办作一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认识陈宝箴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和作为维新实践家的地位。

论《湖南时务学堂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9世纪末创办于长沙的湖南时务学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郑大华教授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一书,将时务学堂的创办置于湘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全面准确地论述了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时务学堂的校舍形制考察,对有关时务学堂的历史纷争所作的论述,皆十分精彩,颇具新意。但该著亦存在不足之处,如论述上有缺点、史料上有疏漏、史实上有错误等。

时务学堂对湖南近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对湖南旧式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它采取近代新式的学校体制,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宗旨,根据"中西并重"的原则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与传统官学迥然不同。时务学堂的创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但推动了湖南旧的书院和官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时务学堂与近代长沙社会风气的革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思潮激荡、政治维新、社会革新之际,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下,以倡导新学、鼓吹维新、培养时代新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于1897年在长沙正式成立。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运行,创新了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开启了民智,推动了教育、文化和社会风俗诸领域的变革。长沙由"深闭固拒"、"守旧忠君"的"铁门之城"一变而为"维新爱国"、变法自强、"全国最富朝气"的城市。其中,社会风俗的改观最具特色,在民权、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下,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传统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种种陈规陋俗开始荡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放足等社会风俗革新运动,如狂风巨浪,横扫社会的每个角落,冲刷着封建习俗的种种污泥浊水。剪辫易发、妇女放足、婚姻自主、新式婚礼蔚然成风。

论文化领导权与长沙时务学堂新旧之争

时务学堂争议事件是指1898年湖南新政运动期间,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时务学堂札记批语和《湘报》言论,所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政治和思想交锋。这场争议事件的实质是双方都想争夺文化领导权,以主导当时的改革路径,实现所属团体的利益。同时,时务学堂争议事件也表明,晚清文化领导权建设呈现出以传媒为主阵地、现代政党为主体等现代性特征。而晚清政府面对现代文化领导权建设,既无权威话语以消弭歧见,又乏应对之术,最终导致政治权威的全面解体,其历史教训值得深思。

湖南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分歧与人事改组

时务学堂创办之始即存在两种办学宗旨的分歧,一种是以实业人才为培养目标,一种是以政治人才为培养目标。后者才是时务学堂实际执行的办学宗旨。该分歧最终导致了陈宝箴对时务学堂进行人事改组。时务学堂的人事改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其时湖南的新政已趋于凋敝。

法学教育的历史传统与时代转型——“新时代法治建设与法学教育”暨“时务学堂创建120周年纪念”学术论坛综述

1897年创办的时务学堂作为湖南乃至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源头之一,其法律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值得挖掘,也是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样本。新中国法学教育取得重要成就,但存在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和职业技能培养等问题。新时代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教育资源共享、合作交流、国际接轨、人工智能等诸多机遇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当下法学教育需要搭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合的培养平台,注重跨界式综合培养,积极回应新时代从技术到理念等多方面的挑战,适当借鉴国际上追求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的法学教育模式,回应社会热点,推动法学教育变革。

时务学堂创办过程述略

对时务学堂创办过程的酝酿、经费筹措、校舍选定等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指出了湖南官方和民间士绅对创办时务学堂的各自作用和相互作用,并点明了熊希龄、蒋德钧等维新人士在其间所作的贡献和具体工作。

圣化与悲观:长沙时务学堂内部纷争原因探析

长期被史学界视为"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之评价的长沙时务学堂内部纷争,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日渐深入,该观点不断受到质疑。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长沙时务学堂内部纷争不是单纯的"政争"那么简单,而将之视为一场"学争"更符合其实际情形。沿此思路,运用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圣化构想"与"悲观构想"的理论观点,认为长沙时务学堂内部纷争双方社会道德诉求的差异及其冲突应是最根本的缘由。纷争中的维新派拥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思考代表了人类道德的高度,即"圣化构想"特征,而保守派从总体上相信人类文明的任何成果都是需要加以维持和保护才能持续存在下去,即"悲观构想"的意味。显然,这一思考不仅对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更能深入的解读、诠释,而且对近代中国诸多所谓的"新旧之争"提供一个思考视角。

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吗?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秦力山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但此观点不无问题。文章根据有关史料考证,认为秦力山不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这对于深入研究秦力山早期活动以及时务学堂均不无学术价值和意义。

“未完成的巨变”——时务学堂事件与近代湖湘文化转型

时务学堂事件是近代湖南士林的第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论争与分化,在近代湖湘文化“巨变”的时代语境下,双方因文明判断的标准、经世致用的范围和舆论斗争的手段呈现出差异。同时,双方也针锋相对,但“未脱旧形”,双方共守修身型、实用型和斗争型的文化立场。因此,近代湖湘文化转型是一场“未完成的巨变”,它尚“道德”而非“私欲”,强“功利”而弱“学理”、崇“革命”而轻“包容”。当代湖南要在正确处理“本来”“外来”与“未来”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完成近代湖湘文化转型“未完成的巨变”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贡献“湖南”力量。

湖南绅士与时务学堂的新旧文化之争

湖南绅士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下,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变法求强的开放思想。为了培养近代湖南实业建设急需的人才,湖南绅士创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改变了原有的办学宗旨,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平权思想,使时务学堂风气大开,反封建专制的维新变法思想日趋高涨,引起了湖南保守绅士的极大恐慌,他们以学术论争为幌子,开展了全面的文化论争,使官绅一体的维新阵营迅速解体,思想活跃的时务学堂随之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