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序列时变因果发现综述

具有随时间动态变化因果关系的时序数据间的因果关系拥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可对未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准确预测或干预。文章結合国内外已有时变因果关系发现研究,对各类方法晨开了分析,并依据方法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后结合当前已有方法、时间序列建模的需求等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有助于理解时变因果关系发现领城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未来发展趋势。

输入型通胀还是本土价格回溢?——基于动态溢出与时变因果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CPI与PPI数据刻画中美物价水平的运行表象,进一步测度和识别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的溢出效应和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既有长期协同一致走势,也有个别阶段“错位”分布差异。第二,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存在“互溢”影响,输入型通胀与本土价格回溢共存,物价水平溢出效应具有时变特征、国别差异和价格分类属性,中国市场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第三,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不但具有国内传导路径,还具有跨国传递渠道。大多时点上,中美各类物价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也存在个别时点上的“脱钩”现象。

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时变因果关系

本文在滚动时间窗口引导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分别从中国一,二线,三线城市的角度考察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结果表明,房价与股市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和城市结构层次的变化而变化。牛市期间,各级城市股价对房价的影响均为正值,其中一线城市涨幅最大;金融危机期间,房价对股价有负面影响,其影响逐渐从一线城市向三线城市逐渐减少。因此,经济决策者可以考虑这些差异来提高经济政策效率。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研究——基于DY动态溢出指数和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双重检验

本文在构建金融稳定指数和宏观经济因子的基础上,利用DY动态溢出指数研究了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动态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且居于主导地位。而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地,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通胀水平的条件下,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周期只有在特定时期是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稳金融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当局应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条件,确保宏观经济稳增长与金融系统防风险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

时变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其应用

文章提出了时变偏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给定其他分量序列的条件下，序列间的直接动态Granger因果关系，将两个序列的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RollingHong检验方法推广到多维情形。通过对我国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香港恒生指数收益率的动态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时变偏Granger因果关系更能反映序列间的直接动态Granger因果关系。

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识别与通胀分型治理

采用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明确中国历次典型通胀时期下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与通胀成本负担状况,并基于反事实模拟给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方略。研究结果显示:(1)2012年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都是全局性通胀,而在2012年后,通货膨胀则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2)治理全局性通胀只需盯住通胀源头和成本终端,而治理结构性通胀则应关注疏通通胀传导链条;(3)当下的通货紧缩是一轮由最终消费端发起的全局性通缩,但由于此轮通缩中只存在价格逆向传导链条,导致其仍有演化为结构性通缩的可能;(4)面对结构性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度盯住生产端价格指数的方式予以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事前化解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风险,而且也能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增长空间。

沪深300股指期现货市场时变信息溢出因果检验——基于时变DCC-GARCH-Hong方法和LRSM断点检验

运用DCC-GARCH-Hong因果检验研究了2010年4月16日-2019年3月11日沪深300股指期现货市场均值和波动率溢出的时变性,采用LRSM断点检验把市场分为不同的阶段,考察了不同阶段信息溢出统计量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单向溢出强度来看,在均值单向溢出中现货市场占主导地位,在波动率单向溢出中期货市场占主导地位.2)从同期(当期)溢出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均值溢出还是波动率溢出,两个市场均具有高效率.3)从时段上的单向溢出效果看,期现货市场对投资者关注力的吸引程度影响着信息溢出的走势:当期货市场受到较大关注的时候,比如期货市场刚推出,以及快牛和股灾时期市场波动性很大的时候,这期间期货市场更容易引起投资者关注,期现货市场的信息溢出程度高;而在现货市场投资机会较好时,比如新股集中发行、转融券制度实施、股指期货管制型政策实施阶段,两个市场的信息溢出效率就大大降低了.

中国FDI流入与出口关系研究

为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选取1994年1月到2014年11月的中国FDI和出口月度数据,利用拔靴滚动窗口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为进行对比分析,在单位根检验等基础上,对FDI和出口进行了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出口影响更大,即出口能有效解释FDI的变动,FDI则不能有效解释出口的变动。而参数稳定性检验证明,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中构建的VAR模型存在短期的结构性变动,且时间序列在长期并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有鉴于此,通过采用窗口大小为24个月的滚动检验方法,检验证明FDI和出口之间的关系随时间变动而变动,更重要的是,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只有在经历经济波动强烈的时期,FDI才能有效促进出口增长,而在其他时期,二者关系并不显著。将所得结论和KK理论的FDI结合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FDI更倾向于纵向直接投资,在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口,这一新的研究结论对于相关政策制定者有着深刻的启示。

中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与不稳定性——基于精准计量视角的重新审视

2022年伊始,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双重走弱局面,这使得“宏观经济稳增长”与“金融系统防风险”再度成为核心议题。为此,文章基于精准计量思想,使用时变Granger因果检验和DY动态溢出指数精准考察了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存在典型的周期错配现象,二者既有耦合区间又有背离时段;第二,在绝大多数时期,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之间并不具有传导关系,只有在周期大幅背离和罕见灾难冲击出现时才易产生牵拉传导;第三,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更强,而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较弱,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明显增强。第四,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通常并不稳定,这说明未来宏观经济研究必须要注重关联机制的方向性、稳定性、持续性和作用强度,强化精准计量思想。这一方面有利于把握经济变量间的本质依存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调高效协同和危机管理的必然要求。

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

研究目标:测度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消费以及GDP年度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果(MSC)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异质性能源消费的提高,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的增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煤炭和石油消费的驱动作用持续期较长,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的驱动作用持续期较短,四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时间长度大致相同。近年来,石油消费能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作用,经济增长能够对石油和煤炭消费发挥非线性动态驱动作用。在金融危机时期,难以表现出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单向时变因果影响,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无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单向时变因果影响,而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时变因果影响。研究创新:基于MSC模型,判断不同时段内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因果关系,进而揭示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研究价值:为中国完成能源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构建新时代能源产业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

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攻坚期,如何通过"政府之手"推进结构改革、引导经济转型是未来发展的重心。本文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构建经济结构变迁指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果模型探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相对价格变化、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非线性驱动机制,甄别变量间的时变因果关系以及时间区制分布,以期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均能显著影响相对价格变化和产业结构变迁,且第三产业部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更强。此外,政府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均能有效作用于相对价格变化和产业结构变迁,且第一、第二产业部门对财政政策的冲击更为敏感。最后,中国政府通常采取利率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控相对物价水平,采用货币供给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结构变迁的作用具有时变性特征。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变迁的作用时间更长。

银行、影子银行体系与系统性风险研究

对中美影子银行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之处,进而明确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内涵与形式,从规模与利润挤出、共同贷款人、资产负债表直接联系、表外业务资金抽离与投资者信心渠道研究了银行和影子银行风险相关的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在构造银行和不同类型影子银行体系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自举滚动窗口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间的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银行和影子银行存在因果关系主要集中在2008至2010,2012至2013及2015年之后三个时间段。在不同的时间范围中,因果关系的作用方向和持续时间也不相同,但在这三个时间段中,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影响程度大幅上升,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也相应增加。最后,从宏观审慎政策视角,提出了阶段差异化监管策略以抵御跨部门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