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案侦查为时效终期之检讨——从《答复》的规定切入

我国刑法只明确规定了追诉时效始期而未规定终期,这势必给司法上的时效审查带来困惑与混乱。最高人民法院以准司法解释(《答复》)确定以立案侦查为其终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适用的混乱问题,但是在法理上有违追诉权本质,并致相关立法规定间相互矛盾和引发审前超期羁押。基于时效制度设立目的主要在于限制国家求刑权以保障犯罪人正当权益,并为维系法条之间的协调性、实现司法分权、防控超期羁押,追诉时效的终期应以起诉为时间节点。

量刑幅度变更后追诉时效溯及力问题研究

我国量刑幅度变更后对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未有恰当解释。时效溯及既往源于自身实体法、程序法的双重属性,同时一定程度地依附于量刑的溯及力。溯及既往的前提是时效仍在进行不能终结,因此时效溯及既往与其停止计算的时间点息息相关。以公诉为终期的时效因对超期羁押的限制作用,对时效目实现的推动作用,对立法协调的印证作用应当受到立法的青睐。我国应当对时效制度的立法进行改造,将公诉规定为时效的终期,以确定时效在具体案件中是否还在进行;并对溯及力明文加以规定,适用最为有利于行为人的时效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