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中的禁忌文化与教育--评《道教时日禁忌研究》一书

禁忌的发展变化史,反映了人类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也可以通过道教时日禁忌史来探寻。青年学者廖宇新著的《道教时日禁忌研究》是近年来难得的研究道教时日禁忌的一部力作。作者十年磨一剑,对道教时日禁忌的历史发展、派别状况、与其他禁忌的异同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关注道教的理论和仪式,又梳理历史脉络,同时关注传世典籍和民俗生活以及道教时日禁忌的时代特征。该书独辟蹊径,开拓了道教文化研究诸多新领域,挖掘了道教时日禁忌深厚的教育价值,富有教育性。不仅对道教本身,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的禁忌文化,甚至禁忌文化所反映的古代民俗生活、民间信仰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贡献。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唐代道教传授仪时日禁忌初探--以《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为中心的考察

传授仪是道教重要仪式之一。由于其重要性,道教认为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日进行。通过考察《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可以了解唐代道教传授仪中时日禁忌的内容、流行程度和遵循的规则,亦可了解到这一时期道教对择日的态度:择日为权宜小法,并非修道要事。普通人应该严格遵行时日禁忌,而高道不必拘泥于此。修道比择日更重要。这种理性的态度,是后世道教择日之风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