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的冷思考

在价值目标上,举证时限制度不仅偏离实体公正,而且不可能真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不能真正体现和实现程序正义。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找不到类似中国举证时限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国家有举证时限,但其是以陪审制和漫长、充分的证据开示为依托的,且设立举证时限、证据开示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提高效率,而是发现真实,破除“竞技论”的弊端。如果说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属于外国制度的大胆引入,那么,忽视了其制度背景和功能实质的移植是难以达到立法目的的。

举证时限制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强调举证时限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为基点,先对该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再指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和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之必要性,最后结合具体案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运用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本文从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解出发,借鉴西方国家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立法例,分析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相关规定,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的理性分析

举证时限制度以诉讼效益为价值取向 ,与诉讼公正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 ,其正当化的基础是诉讼经济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举证时限制度效用的发挥 ,需要相应的运行环境 ,包括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辩论主义的诉讼原则和集中审理的审理模式。由于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是通过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 ,效力层次低且缺乏相应的运行环境 ,故而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证据失权制度刍议

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立已成为进一步完善民事审前程序、保障当事人实现公平诉讼的必然选择。传统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阻却一方当事人恶意诉讼,有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的形式公正。不可否认,宥于自身的局限,证据失权制度无法解决诉讼中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笔者建议对传统的证据失权制度进行改造,进一步对其加以完善,以有效保障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

冲突与消解:举证时限制度的反思

举证时限制度所蕴含的程序正义及提高效率的理念可能与实体正义冲突,《证据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存在难以操作或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足与缺陷,需进一步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对逾期举证一般不宜规定证据失权而采取有条件的费用制裁,同时赋予当事人相应的调查收集证据的手段,完善争点固定制度,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价值与适用问题研究

举证时限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里的一项崭新制度,从法理角度加强对这项制度的分析和研究是其良性发展的理性基石,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司法国情的考量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变迁为视角

多年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证明,脱离基本司法国情而从抽象公平正义角度行使审判权,大多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有时甚至导致负面评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理性地对待现实国情下的民众需求,依法妥当地作出裁判,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评析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证据突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我国具体制度不完备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使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显得过于严苛。因此应当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 ,规定证据失权的合理例外情况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论行政许可的审查时限制度——兼议行政许可相对人的申请权

行政许可作为典型的依申请行政行为 ,影响到行政许可相对人的切身权益。然而 ,行政许可审查时限的实施现状却存在诸多问题 ,其原因既有观念上的 ,也有制度上的 ,直接损害了行政许可相对人的申请权。从维护行政许可相对人权利的角度 。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价值与适用问题的探讨

举证时限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里的一项崭新制度 ,从法理角度加强对这项制度的分析和研究是其良性发展的理性基石 。

浅议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和顺应法律全球化的需要。西方各国普遍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举证时限制度。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我国也初步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但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核心,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发展变化,民事诉讼证据的滞后性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也变得越来越迫切.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界,都普遍呼吁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制定一套较完备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此情况下,我国公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提出了举证时限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有利于民事诉讼体系的完善有其内在的程序价值.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

举证时限制度在立法与理论研究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和误区 ,导致审判实践中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缺乏适用法律制度应有的统一性 ,亟须在证据失权的法定化和自由裁量之间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边界。当一项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和容易引起理解歧义时 ,法官必须运用释明权 ,根据相关法理 ,结合立法原意加以释明和正确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明责任和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与司法裁判权威的加强。其举措有:设置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完善审前程序,规定举证时限的例外,建立当事人的证据取得和收集制度,确立证据失权制度。

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缺陷

于 2 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较大篇幅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但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它与民事诉讼法的某些制度存在冲突 ,未确立既判力上的失权效 ,也未规定被告答辩的失权制度 ,同时它的有些规定过于粗疏 ,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甚至形同虚设等等。

唐代司法中的时限制度探析

唐代的法制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严密的立法来监督、规范各级官吏的司法活动,时限制度即为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探析和归纳,以为当代司法之借鉴。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