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法律秩序与人的解放——读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罗伯特·昂格尔(R.M.Unger)也许不是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但肯定是最有理论抱负的法学家,就他的博学程度、创作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深度来说,他也完全有能力承荷这样的理论抱负.但是他现在去搞政治了,康德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愿这个结论不是那样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对国王还是为帝王师的策士还是知识精英型的现代技术官僚.

批判的批判:困境中的超越,超越中的困境——评昂格尔“意识形态理论”

昂格尔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之时试图超越其固有之困境:以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彻底解决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困境中的超越"必然遭遇"超越中的困境",因为法律异化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法自身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其物质根基在于社会资源配置状况,不改变现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就无法触动意识形态的根本,故而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以确保超越的真正实现。

走出自由主义困境——昂格尔“超自由主义”观述评

昂格尔对自由主义做了系统考察和质疑,认为自由主义在自我问题、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问题、自我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陷入了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并非是逻辑矛盾,而是自由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真实反映。为了走出自由主义困境,他提出了一套"超自由主义"主张,这套主张是接着自由主义往前走,是对自由主义的扬弃,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合意、人自身所实现的具体的普遍性。这种超自由主义观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被昂格尔称为有机群体社会,它作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福利—合作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均是其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在当代中国,避免走自由主义旧路,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得越来越宽阔,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昂格尔的思想则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德沃金到昂格尔:现代平等保护法律理论的确立与批判

平等是全世界普遍遵循的原则。德沃金的平等保护法律理论对现代美国平等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从原则问题理论出发,将平等当作至上的美德,认为法律应当体现平等这种道德共识,并提出通过资源平等的方式实现平等保护。昂格尔则对以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现代法律不具有中立性,而是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产物,平等保护不是抽象的价值,而是一种动态权利。

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对昂格尔法律方法论的解读

对传统法律方法的批判是批判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批判法学的代表人物昂格尔看来,当代主流的法律方法无法实现通过司法裁判推进社会变革的目标,进而他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法律方法。据此,法律方法不仅应当体现为情境导向的类比推理,而且还要包含超出司法裁判之外的当作制度想象工具的"法律方法"。但由于这种根据政治的现实需要所展开的法律方法乃是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在其力图从政治世界寻找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依据之时,却可能有被政治实力左右的危险。

昂格尔的“中国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巴西籍教授罗贝托·昂格尔,在他的重要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特别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问题,引起了学界,首先是美国法学界的高度重视。昂格尔的中国问题大致说来就是,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法治道路?学者们对于昂格尔的中国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批评他按照一定的观念解释古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即所谓观念先行。笔者认为,第一,讨论昂格尔的中国问题还是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第二,昂格尔的中国问题究竟是不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昂格尔法治命题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组织—意识”与市民社会

'组织—意识'是贯穿于昂格尔法治命题的基本方法。昂格尔语境下法治的产生从组织上看是多元集团的出现,从意识上看是自然法学说的支撑。而采用'组织'与'意识'相结合的方法便是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壮大。市民社会在组织上的表现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分化,在意识上表现为社会意识的理性化。因而将'组织'和'意识'相结合以壮大和发展中国市民社会是昂格尔法治命题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透析法律共同体:以法律职业为视角

一、引论考察西方国家的法治史,我们会发现,早在罗马法时代就活跃着一群法学家,而且,随着纠纷的增加,法院逐渐垄断了对纠纷解决的终极权力。在法律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加的历史进程中,法律与社会日常生活也愈见疏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法律共同体出现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群体,法律共同体在西方的法治发达史上扮演着十分独特的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将'依法治国'作为组织国家、调整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种基础性手段,中国必然要相应地发展出一个法律共同体,这是学者们的共识。但是,目前学界研究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文章尚不多见,还缺乏对法律共同体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法律共同体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更少有人论及。本文所作的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在开始讨论以前,我们须对本文的相关问题先做一些交待:

自由港制度语境下海南应当如何进行法律移植--浅析如何完善自由港破产制度

一、问题之提出,昂格尔在评论当代法律学术时指出:当代法律的问题是“制度想象力贫乏”。此批评的时代背景系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学者多迷信欧美理论,缺乏深入思考,无法自身进行制度创新。换言之,法律移植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无益于移入地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和经济发展。因此,作为法律人,应当避免执着于对标“国际制度”“域外法律”的标准去思考如何移植域外法律制度以完善改进本国法律制度。换言之,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通过移植域外法律作为本土制度创新的基础的情形下,更要谨慎地利用“问题-解决”为基本架构的功能主义阐释功能作为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