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以《昆明会议纪要》为视角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药品、毒品和化学的多元属性,贩卖此类物品在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上需要坚持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紧扣认定罪名的构成要件。贩卖毒品罪的适用条件模糊、“代购型”贩卖等特殊贩卖行为所产生的认定争议,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适用混乱导致的定罪偏差,是刑法规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破解前述现实困境,应以主观目的之认定为重要依据,明确贩卖毒品罪中“明知”在先、“治疗疾病”在后的主观判断顺序,并综合考量具体行为的违法程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理念的指引,提出相对应的路径优化建议。在具体优化路径方面,从药品性质、销售对象和方式等角度出发,为主观目的之认定提供客观参考标准;整理“代购型”贩卖、网络销售两种特殊贩卖行为的刑法规制思路,厘清所涉及的走私、贩卖毒品罪和非毒品犯罪之间的认定逻辑;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中关于“许可”的具体指向不同,应以此为基点辨析两罪的适用界限,并深化构成要件的理解,为该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参考。

“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纵深报道之三全面构建财政监督新机制: 一个崭新而宏伟的蓝图——从本次昆明会议主题看未来财政监督的发展方向

历史固然决定了财政监督的地位，但发展中的困惑却清醒地表明：这是一个亟需变革的事业。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及其司法裁量——以《昆明会议纪要》为视角

诱惑侦查是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侦查手段之一。从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两方面检视,可以发现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情节存在认定界限模糊、司法裁量混乱的问题。面对这些实践难题,应当以《昆明会议纪要》的规定为依据,重构诱惑侦查合法性审查标准:其一,根据犯意强弱程度区分不同犯意情节;其二,根据引诱强弱程度划分不同引诱情形;其三,在前述分类的基础上搭建犯罪意图与引诱手段的函数关系。最后,根据函数关系,明确不同情形下诱惑侦查情节的裁量路径,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昆明会议纪要》提供参考。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司法认定新释——基于《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程度与证明系司法认定的核心问题。《昆明会议纪要》既对典型犯罪行为的“明知”要素作出了具体规定,又专门列明了“明知”的证明规则,呈现贯彻刑事一体化理念、契合刑事政策与情势变迁、贴合学理和实践争点等现实特征。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可以聚焦于行为对象、特定事实、共同犯罪三类,其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行为性质、结果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程度应当着眼于“明知必然”与“明知可能”两种,并区别于“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及“推定知道”。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应当重视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强调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并以法定基础事实的证成为核心合理运用推定规则。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前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和完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击效果。代购毒品的认定要处理好其与贩卖毒品的关系,既要避免贩卖毒品罪的不当扩大化认定,又要防止犯罪分子以代购毒品逃避惩罚。要注意科学区分麻精药品、药品和毒品的界限,确保行为准确定性。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要重视区别行为人特点、行为性质和情节等,严格审慎地决定适用。纪要否定犯意引诱的合法性,注意准确认定“本无犯意的人”的含义。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犯罪的再犯。要科学、全面地理解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含义,确保纪要的妥当适用。

毒品案件刑事政策的理解与把握——以《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为切入点

《昆明会议纪要》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的全面贯彻和具体落实。要贯彻执行好《昆明会议纪要》,办好毒品案件,应当科学把握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总体从严、宽以济严,突出重点、区别对待,罚当其罪、处刑均衡,正确理解和执行死刑政策。《昆明会议纪要》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坚持从严惩处的基本方针、区别对待的政策要求、“数量+情节”的量刑标准、证据裁判的原则底线。《昆明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毒品上下家犯罪、运输毒品犯罪、制造毒品犯罪以及非传统毒品犯罪等的死刑适用进行了明确、规范、细化,为精准适用死刑、有力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规范指引。

运输毒品罪的存在空间与合理界定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于运输毒品行为司法认定与刑罚适用的相关完善,进一步彰显出运输毒品罪的独立属性与存在价值。作为连接制毒源头与贩毒中端、贩毒中端与贩毒中端以及贩毒中端与消费终端的重要流通环节,运输毒品行为独立成罪的本质在于运输者对于流通中毒品的事实占有或观念占有,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毒品流通过程的排他性控制。根据“空间转移”与“占有关系”这两个变量,可以更为合理地确定运输毒品行为的实行着手、停止形态与犯罪既遂,更为科学地厘定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别与联系,更为正当地适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定刑罚。

特定人员贩毒行为刑事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残疾人、孕期、哺乳期妇女、未成年人和急性传染病人等特定人员参与贩卖毒品的情况十分常见。上述特定人员普遍具备特殊的生理特征与法律地位,因而在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时往往会遇到是否处罚和如何处罚的难题。多年来,司法者始终在探索特定人员贩毒行为的合理治理方式。《昆明会议纪要》的出台标志着“区别处罚”的裁判思路已经初步形成。为正确理解并合理适用相关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细化“区别处罚”具体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实刑执行的有效性和完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等措施,优化特定人员贩毒行为的刑事治理机制,进而切实提升毒品犯罪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