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昌黎先生集考异》创作的理学目的

《昌黎先生集考异》作为朱熹校勘学的代表,钱穆认为其"超前绝后","开出后来校勘学上无穷法门"。但朱熹并非为校勘而校勘,其根本目的在于借校勘韩文来批评韩愈的儒家经学思想并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过批评韩愈不懂"践履玩味",提出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仁义道德"的方法;通过批评韩愈不讲道之体,只"说得用",提出道乃"古今共由之理";通过批评韩愈"举说《大学》,而不说‘致知在格物’",提出格物致知是《大学》所包涵的重要内容;通过批评韩愈"论性不论气",提出论性必兼气、性气相依存的观点;通过批评韩愈"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观;通过批评韩愈不重涵养省察自身修养,提出以"存养省察"为重要内容的道德修养论。

《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学术价值

《昌黎先生集考异》是理学家朱熹的一部校雠学著作,在中国校雠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它在韩愈和韩学研究上同样有着重大价值,同时它也代表和体现着朱熹的文献观、理学思想和其他学术思想。

宋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所採“朱子校本《考異》”辨析

就宋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中的《考異》文字來源,前人或以世綵堂本離析單行本《考異》散入韓文正集,或謂廖瑩中抄撮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以成篇。筆者通過比勘世綵堂本録文以及三種類型的《考異》衍生本,考辨原書凡例所言“朱子校本《考異》”當指《考異》與正文合刻本,文本特徵更近紹定六年(1233)臨江軍學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臨江軍學本除韓集正文與《考異》文字外,不附其他注釋,校刻精良,鮮有手民之誤。

《顺宗实录》研究献芹

从讨论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对传播《顺宗实录》的意义入手,可以对《顺宗实录》之撰进、删削、初入韩集之时间,以及版本流传、得失争议等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