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鲜李滩隐泥金画《竹》

山西省博物馆藏明万历朝鲜李滩隐泥金画《竹》(图一),系当今国画大师董寿平先生五十年代初期所捐赠。 泥金,颜料名,以黄金屑为之。用金屑绘之画谓泥金画。此《竹》画为条幅。

明万历朝戊戌科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

赵秉忠(1574——1626),字季卿,号(山其)阳,明青州府益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状元。授修撰,万历四十年典试江南,取士张玮、姚希孟、周顺昌等皆为一代名臣。迁侍读学士值经筵,累迁礼部侍郎,掌詹事府,晋礼部尚书。因忤魏忠贤,致仕归里。后坐刘钟英案被削官夺俸。天启六年(1626),赵秉忠在家愤懑而卒,年53岁。崇祯初年,朝廷为他平反,恢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赐祭葬。1983年,在赵秉忠的家乡郑母村,发现他中状元的殿试卷,经青州市文物管理站魏振圣多次走访,赵秉忠的第十三代孙赵焕彬老先生将殿试卷捐献给国家,现存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据有关专家鉴定,殿试卷的纸张、绫子、文字、图章等都是原物。目前我国明代殿试卷存世很少,因此,这件殿试卷的发现,比较珍贵。该殿试卷为十九折册页,正文为工整小楷。试卷首页右上角有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下面盖有弥封关防长印。试卷系三层宣纸装裱,封面封底系金绫装裱。另外,附有赵秉忠及上三代简历,为毛笔仿宋体书写,共四折,有三处盖有朱红大方的“礼部之印”。现将殿试卷原文公布,供明史专家参考。

首都博物馆藏明万历己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款作品初考——以《阳间太岁五龙土公土母灶神像》为例

道释人物画像是我国传统宗教美术中的集大成者,其艺术风格浓烈,绘画技艺高超,画面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尤其水陆画是水祟法会上供奉的宗教人物画,题材主要取自儒、释、道三大教,专门为水陆法会而绘,其内容则源自水陆仪轨与社会信仰,人物造型优美,画面色彩丰富和谐。

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自明万历年间(1573-1620)发端,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是古代小说批评之主导形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批评形式,近年来已备受研究者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其实绩不容轻视。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对于小说评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名家、大家,如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张竹坡等,而小说评点的发展态势,至今仍不甚了了。诚然,这些评点大家确乎是中国小说评点美学生命的“脊梁”,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形态,小说评点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而非单个出色的评点家及其著作所能概言。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看,小说评点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垦的领域。对此,笔者拟就作为兴起时期的明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一阶段性的描述。 一

明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的沙壅问题——兼谈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万历二年至三十八年延绥中路边墙外,出现平墙大沙。这不是人为所致。因为明初河套基本是无人地带,正统至成化十二年,前后约四十年,延绥军民确实曾经入套垦殖但总体规模不大。成化十二年以后,明令禁止,且蒙古部落在套内活动日益频繁,入套垦殖结束。所以百年以后,万历间大规模沙壅平墙的现象是自然界突变的结果。又,目前生态环境研究中,对史料不作具体分析,随文按需摘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明万历初粤、淮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比较研究

明万历初,粤盐"水客""商人"的商业利润率均远高于淮盐边商、内商和水商的商业利润率。这是二者销售成本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所致,其中粤盐的单位税费成本额及其占单位总成本额的比重均远低于淮盐是主因。政府与盐商之间的盐利分配结构,在粤盐约为1:4;在淮盐约为2:1。而盐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粤盐和淮盐也截然不同。在粤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分配到的份额超过97%,而中央政府的份额不足3%。相反,在淮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获得的份额仅为1.24%,中央政府的份额高达98.76%。粤盐与淮盐的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结构的差异,反映出朝廷财政政策在腹里与边疆的区域性差异。

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阶段性考察

"矿监税使"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重大事件,它有一个发生、发展与终结的过程:始而派宦官、文官和锦衣卫官,组成查矿、采矿的"三结合"班子,继而专任宦官;始而希望通过采矿解决"大工"经费,继而因矿脉细微特别是金银矿缺乏而摊派"矿银",并向各地派出税使,增收商税杂税,与矿银并称为"矿税银两";其后撤回矿监,保留税使,"矿税银两"转化为"正额课税",由地方官员征收、税使"分解"。万历皇帝去世之后,税使撤回,矿监税使所增课税,一并停征。皇室、宦官、文官、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色人等,形成上下互动的合力,推动着这一事物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怪胎"、被视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重要依据。

明万历《九疑山志》中若干诗作者归属考

明代万历年间蒋鐄所编纂的《九疑山志》,既是编纂最早、也是现存最早之一部关于九疑山的专志,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该志书所据文献资料的缺乏和粗疏,蒋氏亦未能进行认真细致的辨析整理,仅用三个月时间匆匆速成,故存在着一些舛误疏漏之处。如将后人篡改自初唐诗人骆宾王并将其托名于唐代太和年间状元、延唐(今湖南宁远)人李郃名下的四首诗不加考辨地收入;以及将唐人所撰之一首诗作为西汉舂陵载侯刘熊渠的诗收入等。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发现这些问题,并予以考辨,并以讹传讹。故明晰其作者,对地方文化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今后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均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乌觚

五彩,是我国釉上彩绘瓷器的一种装饰技法,创烧与明代初年,以嘉靖、万曆时期的作品为代表,其特點是刽造了釉下青花与釉上彩料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五彩一般是指用红、黄、绿、蓝、紫五种彩料,按照图案花纹的需要施与釉上。

唐山博物馆馆藏明万历款五彩五谷丰登纹盘赏析

文章介绍了唐山博物馆馆藏的明代万历款五彩五谷丰登纹盘的形制及纹饰,简述了白瓷到五彩瓷的发展过程,以及斗彩、五彩、粉彩的区别,结合该件器物映射出明清时期五彩瓷的特点,让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五彩瓷。

江西出土的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

六十年代中期,笔者在江西省博物馆期间,于南城县郊清理了一座明代晚期的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青花瓷器。在这批瓷器中,有一件瓷盘出土时被群众砸成碎片。经粘合复原后,发现这件瓷盘的纹饰较为特殊,它为国内所罕见,但却大量出现在国外,因而断定它是一件明代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批资料未能正式发表,故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江西的南城。

明万历间云南的抗暴斗争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云南“冤民万人”,在指挥贺世勋等带领下,包围了矿监兼税使的宦官杨荣的住宅,“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二》)。这是云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前来“征商开矿”的宦官推行的暴政,在城市中进行的第一次颇具规模的抗暴斗争。

明万历初年驿递裁革案初探

朱元璋统一中原,创立了强大的明帝国后,亦如历代王朝一样,着手重建了驿递制度。他以元代站赤制度的利弊为鉴,制订了佥编富户充任驿卒的制度,制订了严格的应付通例和邮驿律令,等等。然而到了明中叶时,应付通例越来越宽奢,邮驿律令日渐废弛,这就造成了明中后期驿递冗滥,民困驿倒的结症。朝廷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先后在嘉靖末年、万历初年和崇祯初年进行了三次裁革,其中只有在张居正当权时的万历初年进行的那一次较为成功。本文谨就这次裁革的原委、经过、结果和教训做一初步的评述。

明万历贵州通志述略

近百年来存目而不及见的明代[万历]《贵州通志》(以下简称万历志),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整理影印出版。此书的发行恰当我省各县市正在编写新地方志,方志界、史学界、民族工作者的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致力于发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

明万历笔记中的“常奇观”

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以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在明万历笔记中,却记载了大量的奇闻异事、神怪之流。为了调整与正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笔记的作者与评论者往往会在序跋中对"常"与"奇"之间的关系加以解释言说:他们首先对"子不语"的传统论调加以驳正;其次认为,"常"与"奇"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理"或"道"这一终极概念的两端,二者相倚相生、互为补足;再次,"常"、"奇"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一致,乃至可以彼此转化。通过二者的相互对比与凸显,万历时人发掘出"奇"的以下功能:对"道"与"常"的认识辅助功能、博物功能、审美娱乐功能,这也成为他们对"奇"进行言说与记录的有力依据。

明万历“阳券”探析

在中国古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契约形式,莫过于地契了,而“阳券”形式却是见之甚少。因此,现存廊坊市文物商店的一具“阳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古代土地契约的新领域。 “阳券”系青砖质,呈正方形,边长45厘米,厚7.5厘米,墨地填硃色,阴纹刻制。正面直行楷文,左上角突出“阳券”两个大字(照1)。背面有阴纹符篆(照2)。左则为五个半形字“存永远为对”。(照3)

明万历年间钟化民的赈豫救荒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河南省(简称豫)开封、归德、河南、汝宁、南阳诸府及汝州广大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灾情之严重,十分罕见。据方志所载,汝州“淫雨害稼,自夏徂秋,平地水高丈余,人多溺死”;裕州(方城)“五至七月大雨,禾稼尽伤,民食草根、树皮”;鹿邑“夏五月连雨至九月,麦禾俱不登”;上蔡“春夏淫雨,入秋更甚……田陇庐舍崩坏殆尽,溺死者无数”;商水“四月初旬淫雨,抵八月方止,四野弥漫,夏麦漂没,秋种不得,白骨枕原野,成为人间未有之灾。”由此可知。

明万历青花龙纹缸

青花瓷器始创于元代,到明代初期已处于鼎盛时期,而嘉靖、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仍处于全盛时期的最后阶段,此后青花瓷器则逐渐逊色,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情况更是如此。这里介绍的明万历青花龙纹缸是景德镇官窑的精品,它造型巨大、纹饰精美、颜色鲜艳,在传世品中极为少见。

呼和浩特建成于明万历三年

呼和浩特在明清以来的一些旧书里被写作“库库和屯”、“库和合屯”。解放后才把它统一成现在的写法。那么呼和浩特建于何年呢?依据历史资料所载,于明代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初建规模,到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基本建成,明朝赐名为“归化城”。主要根据是: 1.《神宗实录》对呼和浩特建城年代,明确肯定为万历三年建成。其书载“(万历三年十月十三日)丙子,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象经文蟒段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镇臣以闻,部复谓俺答恪守盟约,禁戢部落,乞今五载,劳委可靠,所请勿拒也。上然之。赐城名归化。佛经象许该镇量写铸给。”这实录一书是给皇帝的奏章,又经御笔珠批,是国家的原始史料,在通常情况下的实录是可靠的。这里按实录所说,俺答汗盖的是“城寺”,所乞赐的却是“城”名,而无“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