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心灵的天问——略论明亡以后陈洪绶的双重性格

明朝灭亡后,成为遗民的陈洪绶不甘做清朝顺民。孤臣遗世,醉狂激越,借僧活命。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岁月中,晚景凄楚,身心俱苦,胸中郁结,皆托于诗画。明亡以后的陈洪绶不仅完成了人格灵魂的洗礼,而且在艺术心境上得到了升华。他经受住了心灵的天问,以高古的才能、耿直的秉性、郁结的性格、无奈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生命符号和精神象征。

《亡明讲史》的南明书写与台静农的思想脉动——基于“南明”概念史的考察

“南明”不只是单纯的断代史概念,在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限于言说者的立场与目的,其“概念”内涵多次变换,变换背后隐含着彼时的时代气氛、社会价值导向与言说者的精神动向。抗战时期,面对家国之难,台静农以《民族英雄张苍水》为题呼应社会中的“南明热”,但充斥着党争与变节的“居今”体验又促使台静农通过频繁的文本“手术”对“南明”概念重新赋义。从“南明”到“晚明”再到“亡明”的概念变迁史,是台静农“大道多歧”现实经历的投影,也折射出台静农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对历史复现的惶惶忧惧。因此,从概念史的角度发现并定格历史概念“南明”在文学中的显影时刻,方便理解作家创作时的叙事选择与技法结构,更有助于理解在动荡时期台静农等文人的精神旨归与思想脉动。

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

经历两个半世纪的明朝大厦为何瞬间倾覆?清前期,引发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的不断反思,探讨明亡之鉴,众说纷纭。总结概括,主要有六种观点:亡于流贼;亡于宦官;亡于朋党;亡于皇帝;亡于民困;亡于学术。上述观点,只是强调某一因素对明亡所起的作用,而明朝覆灭则是长期社会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词亡于明”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本文从明、清人对属相同对象的明词的不同反应得出“词亡于明”之亡与评判者的观念相关,进而深入到历史语境当中厘定出使明词亡掉的三观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浙西词派的“醇雅”、常州词派之“寄托”。并对当今的明词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想法。

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的《亡明讲史》

《亡明讲史》是台静农完成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陈独秀曾经先睹为快。这部以清军灭明史事为蓝本的演义之书,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台静农日后携书稿到台湾,在戒严的时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自此被束之高阁,直到2020年才正式出版。抗战期间流亡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此时又成焦点。台静农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不过《亡明讲史》更应被置于文学史与台氏的精神史脉络中加以看待,因为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迅。在这部迟到80年的抗战小说中,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亡明讲史》正位于台静农生命转折点上,其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讲史偏多言外意:历史的忧惧与现实讽喻——论台静农的历史小说《亡明讲史》

抗战时期,台静农避居江津写作了长篇历史小说《亡明讲史》,以明清王朝鼎革的时空环境为背景,以戏谑的笔调讲述甲申(1644)、乙酉(1645)两年之间的史事:从崇祯帝吊死北京煤山到南京弘光政权崩溃。台静农笔下的“晚明”是一个混杂着浮躁、狡诈、戾气、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的图景。小说深入描写鼎革之际柄国政者的昏聩、外寇的多谋、武将的内斗,尤其是对士大夫自甘堕落沦为帮闲文人时的心态进行了细腻的刻画,高度表彰了史可法的儒家真精神,“借古讽今”的用意亦属明显。

浅析崇祯的失策与明朝的灭亡

从明朝皇帝崇祯的角度出发,分析他在误杀袁崇焕、不恰当的处理内外矛盾、未能及时做出移驾南京等重大问题的失策下,明朝时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的。

再论明亡内库存银问题

明亡内库存银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因史料记载的差异,存在着“厚积”“空乏”两种观点,但两种观点的立论依据多为清初文人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野史陈说,往往忽略了内库作为王朝库藏体系的财政本质。本文回归财政视角,将内库存银问题置于晚明财政变动的大环境下,通过对万历以来内库收支动向的财政数据考察,揭示晚明内库存银在辽东之变以来的战时财政体制运作中扮演重要的补苴角色,以致万历朝的内库积聚在天启前期基本耗竭,因此清初以来的“厚积”说在财政数据面前难以成立。

“只有漆黑”——台静农《亡明讲史》及其相关问题

台静农先生早年以小说名世,生前未刊遗著《亡明讲史》一书现藏于台湾大学特藏组。《亡明讲史》一书主要以明朝覆灭之际的时空环境为背景,前半写北京,后半写南京。全书情节的发展依序大概可以区分为:(一)李自成入关之前,至崇祯帝自缢;(二)李自成部众在北京;(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将李自成部众逐出北京,以九王爷进入北京城作结;(四)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朝政不纲,史可法出镇扬州;(五)南方将领内部矛盾,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六)南京降清,以豫王之宴为全书总结。晚清以来,明清之际的各种话题经由各种文学形式加以书写流传,当时的历史一直是知识阶层核心的关怀所寄。此书最初成于1940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台静农先生以此讽喻时事的用心亦随处可见。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

“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

崇祯朝,在明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影响下,言官严重腐化蜕变,对明朝灭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成为亡国之臣。

明代县制述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明代县级政权的设置、职掌和对县官吏的挑选、任用、升迁诸方面的考察,揭露出明县政的腐败现象和成因,并由此印证顾炎武的明亡于县政腐败说.

从侯方域《额吏胥》看晚明基层政治中的“吏胥之害”

清初士人普遍产生了对明亡原因的反思,在关于晚明政治失败的议论中比较突出的命题之一,即是基层政治存在的"吏胥之害"。吏胥是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中最基础、最底层的管理人员,往往掌握着实际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侯方域在《额吏胥》《正百姓》《重学校》等系列政论文中主要剖析和批判了晚明基层政治的弊端,特别是就吏胥选拔不公、数量冗大、对于地方政治的侵害,以及学校制度弊病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究其文章立论的根源应该与崇祯十五年归德府发生的官衿结仇事件不无关系,当地青衿学子与地方吏胥过分纠缠于利益和意气之争中,最终导致了归德大哄的恶性冲突,进而间接酿成了李自成归德大屠的惨痛悲剧,造成当地士绅伤亡无数。

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

"明词"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指称,其特定性必须与影响明词的主体文化联系起来理解。清代以来由于忽视此种认识形成了"词亡于明"的论调,存在着相当大的偏颇,必须加以辨析厘正。本文以考察影响明词的主体文化为基本视点,以《全明词》提供的词人小传为依据,统计出有61.59%的词人产自吴中地区,进而说明吴中文化是影响明代词学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辨析"词亡于明"论调的形成与吴中文化发展演变相关,提出认识明代词学必须深入理解吴中。

崇祯皇帝与明朝的灭亡

崇祯皇帝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然其与明亡推脱不了干系。崇祯太有作为，干涉内阁（政府）的正常运行；荒废厂卫，使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疑心过重，擅杀朝廷重臣特别是武将；政策摇摆，错失集中兵力消灭清军或农民军任何一方的绝佳时机；盲目乐观，未做好与农民军长期战斗的准备。明中期以后即已衰弱，崇祯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泥足巨人，诸事举步维艰，他的有为和无为，以及个人消极的性格，终于导致了严重的毁灭性的后果，落为亡国之君。

跳蚤加速了明朝灭亡

朝代更迭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较常发生的事,而明亡清兴看起来却有点不可思议。清军入关前统治区人口仅仅百万。兵员最多10多万。竟然能击败号称百万的李自成军与百万明军。

“天崩地坼此何时”——《亡明讲史》与台静农的“南明想象”

作为台静农小说创作的“终曲”,完成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亡明讲史》,无疑是其创作谱系中的独异存在。自小说于2020年面世以来,关于这部作品为何始终未能于作者生前出版,文本中迥异于同时代的奇特“南明想象”何以诞生,以及作者在小说中寄寓了怎样的思想情态等疑问,皆有待深究。文章试图以台静农在小说中对南明历史的“断面化”处理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小说的叙事逻辑与情节结构。同时,文章还试图结合作者的思想取向与抗战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境,探究此种叙事策略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心态。笔者认为,揭示作者的此种心态不唯有利于回应围绕着小说的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台静农在战后的生命轨迹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亦不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