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陶”艺术的传承与流变

历代书家以陶渊明诗文为题材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明代书家接续宋元以来的陶渊明主题书写,并将其发扬光大。明代初期“书陶”艺术总体上受台阁书风影响,书体以楷、隶为主,书风古雅静穆;明代中期“书陶”艺术以吴中书家为代表,彰显潇洒飘逸的文人气息;晚明“书陶”之风受心学思潮影响,彰显鲜明的个性。结合具体书家的书陶艺术作品,通过对明代“书陶”艺术历史的纵向梳理,可见其演进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色,亦可见陶渊明在书法领域的跨界影响。

明代“金牌信符”制度管窥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各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彼此间进行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其中,长期存在的“茶马互市”成为显著的经济交流形式。这种交流通过以马匹交换茶叶的方式,促进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唐宋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被视为自愿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强制性成分。然而,明朝的茶马贸易逐渐脱离纯粹的经济范畴,呈现出更多的政治因素,并且由于封建体制经历了初期的变革和巩固,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央集权特征的政治结构,明朝将中国古代国家机器中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符牌与茶马贸易结合,推行了“金牌信符”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不仅仅是赋予符牌新的特殊功能,更是给明朝中原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新的政治工具。

明代“农民”新考

农民作为传统“四民”之一,向来指从事耕稼的百姓。不过,在明代,由于官府胥吏是从识字的农民中佥充,导致后来“农民”概念出现了分化。在赋役制度中,“农民”常常专指那些识字、可以佥充为胥吏的群体,与一般种地的“农夫”有区别。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捐吏”的普遍化,“农民”逐渐与“胥吏”群体合流,并一度成为胥吏代名词。明末小说中对于“报做农民”避之不及的态度,为我们重新审视明代胥吏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而“农民”一词的演变,也成为了明代“配户当差”赋役制度的一个注脚。

西方视角下明代“华夷”关系的图像叙事——《谟区查抄本》中人物插图探析

成书于16世纪末的《谟区查抄本》以西方人视角记录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风貌与人物形象,体现中国在东南亚、东亚地区的参与和影响。本文以该抄本中的人物插图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交流史料,揭示隐含的土著异邦、华商与平民、明官员与皇室的“华夷”关系秩序,进而阐释该抄本编撰者对不同族群的观察与想象。

试论明代“博古绘画空间”的结构层次

明代绘画中有一类重要的绘画范式——博古绘画,其内容是以古人进行鉴古活动为主题的绘画图式。宋代以后,历朝以博古为主题的绘画层出不穷,其指称范围、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各不相同,尤以明代最为典型。从绘画题材上看,其是一种涵盖人物活动和环境描绘的具有故事情节的场景绘画。这种绘画的功能倾向于记录博古这项特定的活动。正是由于其在绘画题材、绘画功能以及所处历史环境方面的特殊性,因而具有了层次更加丰富的空间关系。与此同时,以明代博古为主题的绘画研究在空间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揭示了图像的空间差异性和创作情境的转变,而“博古绘画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准确呈现了明人的鉴古趣味。因此,本文拟借用“空间”理论,多角度解读明代博古绘画的空间结构,希望通过引进“博古绘画空间”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目光重新聚集到作品本身,从而对探究明代的审美意趣有所启发。

明代“奴书”之辩及其时代影响探赜

明朝时期,书坛多变,上承元古雅之余绪,下启清恣肆之先河。明代书法承、启之间的重要节点是“奴书”之辩,其源起于明初书家不思变化而执迷于赵孟頫书风的桎梏,对于摆脱明代早期“台阁体”风气和促进“吴门书派”的崛起起到重要作用。介绍“奴书”之辩前的明代书坛状况,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明代“奴书”之辩的大致内容,而后采用案例分析法和图像分析法,分析明代“奴书”之辨对当时书家书法实践的影响。

何以为药王:明代“药王孙思邈”民间信仰形成探略

孙思邈被民众奉为“药王”并非当代之事,而是发端于明代,经过韦慈藏、孙思邈两位医药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历史现象。明代前期,韦慈藏与孙思邈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明代中期,孙思邈逐渐显现出后发优势,而韦慈藏形象未有更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后期,孙思邈“药王”名号的出现与“孙思邈何以为药王”理论阐释的跟进,为其名号在民间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医药人物形象背后属性的变化,是孙思邈最终取代韦慈藏的关键因素;医家医史与民间医药祭祀的良性互动,推动“药王孙思邈”名号的形成与行之久远;地方官府为“药王孙思邈”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贡赋·本草·商品:从蕲州白花蛇看明代“道地药材”体系的形成

明代“道地”一词多用来表示物品质量优越,优质药材可称为“道地药材”,从蕲州白花蛇的案例可以看出“道地药材”在明代的发展。白花蛇是唐以来诸多地方上贡至中央的珍贵药材,至明代白花蛇贡地逐渐缩减为蕲州一个,这与明人对蕲州所产质优效佳的认识相关。明代“道地药材”知识的形成离不开本草著述的塑造,明代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中“蕲蛇”成为优质白花蛇的别名,书中记述其毒性小、宜入药等优点。蕲州医家李时珍对“蕲蛇”的本草知识书写得到当时、后世的重视与认可,随着出版业发展向通俗性文本扩充,产生深远影响。明中叶以后,赋税改革和白银货币化使地方官府征收土贡的方式变得灵活多样,蕲蛇可折银采购,社会经济变革促进药材商业化,兴起“道地药材”消费之风,是为中国道地药材发展史的重要节点。蕲州白花蛇从地方特产到“道地药材”、从贡品到商品的转变,揭示出明代“道地药材”体系不仅是贡赋制度、本草著述、商业贸易多重因素构建的产物,还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复杂的互塑关系。

明代“纂修准貢”論析

“纂修准貢”是指明代地方儒學生員因參與官方文獻的編纂、繕寫等工作,得以准歲貢身份入監或聽選授官。纂修准貢始於永樂朝,不少參與謄寫《永樂大典》工作的楷書生員得以准貢,此後長久未行。至萬曆時,纂修准貢再起,但准貢人數極少。天啓、崇禎時,纂修准貢較盛行,主要途徑:一是參纂實録准貢;二是纂修官署志准貢;三是纂修玉牒准貢。纂修准貢,有時亦被視爲恩貢,但其選拔要求和方式與狹義的恩貢有很大不同,其應作爲“准貢”的一種,不宜完全等同於恩貢。纂修准貢爲政府纂修典籍提供了所需人才,亦爲地方儒學生員提供了上進之路,形成一條通過纂修官方典籍准貢,再授州縣佐官或學官的仕宦發展路徑。但明後期纂修准貢者就任學官,占缺較多,又對歲貢生就任教選造成擠壓。纂修准貢並非常舉,是明廷在科舉正常途徑之外的一種變通與調適。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明代“粤盐济桂”与岭南军事经济体系的建构——钦廉盐业史研究系列之六

明代统治者以盐业转运为支点推动军事经济体系在岭南的建构,有效维持了卫所和土司制度的运转,逐步扭转了“元政失于宽”所造成的南疆失控局面。为了支持广西边务,明廷先设置海北盐司接济广西军民,其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海北、广东两盐司业务进行深度整合,形成了“西兵东盐,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格局。由于粤盐入桂依仗西江,明廷为疏通西江盐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军事行动,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日藏明代“名山记”刊本研究

明代中后期伴随出版文化与旅游业的繁荣,以“名山记”为题的游记集不断刊刻发行。文章围绕日本内阁文库等地所藏各版本“名山记”游记集,梳理不同版本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并讨论不同时代的编者应对阅读市场而采用的多样化编辑策略。在重刊过程中,“名山记”游记集不仅兼具了“地志”与“艺文”双重属性,还囊括了图画、清玩小品等各种晚明出版界的时兴内容。在这一过程里,士人的个人游览体验被不断公众化,闲情文学成为吸引大众阅读趣味的“消费品”。

明代“众寡分合”作战思想及其实践运用

“众寡分合”即兵力的使用与部署问题,它是作战的基本问题,也是孙子兵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明人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戚继光、俞大猷等为代表的军事将领还通过实战对分合之变、众寡之用加以生动诠释。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

浅谈明代“三征麓川”与古代德宏地区的社会变迁

元明以来麓川思氏傣族政权不断强大,严重的影响到了明王朝对古代德宏地区的统治,明英宗时期“三征麓川”,彻底瓦解了麓川思氏傣族土司在古代德宏地区的统治。“三征麓川”这一中国西南边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观上是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边疆统治,但客观上它打破了古代德宏地区的封闭状态,促使古代德宏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迁。

明代“九边”女性的道德精神与阶层局限——以地方志“烈女”为主的考察

明代"九边"在漫长的历史运动中形成以军事卫所为主体的准军事社会,社会成员构成,除了各级官僚、军官、军士及其家属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州县民藉人员和卫所代管的民藉人员。九边地区的"礼教"和"节烈"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节烈"女性多是官僚、军官、士人家庭或有着这样家庭背景的女性,一般军户、民人家庭的"节烈"妇女虽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总体上以"大家庭"、富户和商人家庭为多。"九边"社会重建后,生活于其中的少数民族妇女受"礼教"文化观念的影响甚微,终明一世,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并没有实现礼教文化意义上的真正融合。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

明代北元后 ,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女真族等接受明政府的统治 ,他们基本上被安置于全国各地卫所里。明代卫所“达官”的出现 ,与明代民族政策和卫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对这批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来已久 ,但多集中于对北元与明朝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明朝“九边”的防守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这批官军在明帝国的各地卫所 (不包括边疆羁縻卫所 )的详细考查 ,认为 ,由于政府的妥善安置 ,他们的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 ,对明帝国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

“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之一。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明代“贡士”小考

不少学者误解了明代“贡士”的概念。在明代,“贡士”一词是一个泛称,包含两种意义: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至清代,贡士才被规定为会试中试者的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