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内涵是一个逐渐深化丰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明代儒学演进历程中对以往气学传统的继承。梳理这一过程,不仅为理解明代学术变迁及宋明儒学转承的内在理路提供一个视角,也可为解读儒学内部的气学传统及儒学史的演进开辟新的面向。

明代儒学留给我们的历史遗命

明王朝是前现代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所建立的专制王朝,而明代儒学又代表着宋明理学发展的高峰。在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鉴于元亡的教训,明王朝形成了更为集权之专制体制,这就使得两宋以来儒家的"得君行道"传统难以为继;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也就不得不裂变为以格物致知为重心的心学与以探讨理气关系尤其是理之具体存在为重心的气学。心学与气学虽然各有其不同的探索重心与关怀侧重,但在明亡教训的影响下,又不期而然地形成了认知科学的走向与以"天下"为本以及由之而来的"人各自为"的民主追求。所以说,科学与民主也就代表着明代儒学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命。

儒学与民族地区女性研究——以明代贵州地方志《列女传》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贵州地方志保存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列女传》更是研究民族地区女性的重要材料。从弘治到万历年间,贵州地方志收录的女性人数,以及获得各级政府旌表奖励的女性数量都不断增加。儒家提倡的节、烈等女德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强化,并日益被社会各阶层女性接受与践行,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在促进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明代儒学铜祭器小考

2021年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一件起拍价4万元的成化纪年款铜簠,最终在一番争抢过后以将近30万元成交。这类仿古铜器本来在铜器收藏领域并不受追捧,但因为铜簠过去特殊的用途以及所带的特殊款识,使之得以与一般仿古铜器区分开来,令人刮目相看。这件铜簠,经过考证是明成化年间东莞县儒学的祭器之一,当年放置于县学宫文庙神案上用以祭祀圣贤。

一本填补明史研究空白的好书——《明代的儒学教官》评价

继《明清时代的饮茶生活》一书之后,吴智和教授新近又推出一本力作——《明代的儒学教官》(以下简称《儒学教官》),已于一九九一年三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面世,不但为海峡两岸明史研究填补了空白,也必将推动明史学界同仁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与研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代“三教合一”思想下的儒学社会色彩认同研究

中国古代传统色彩观念大都与固化的社会等级息息相关,现代人对于这种现象往往以批判态度视之,但色彩制度亦有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历史原因。明代官方与民间在色彩问题上的矛盾空前提高,以儒学为正统的社会色彩观开始动摇。论文针对这一社会现象,以服饰、器物、绘画的色彩变迁进行实证,通过分析社会思潮与社会背景,得出色彩在明代社会中的作用,去伪存真地探究复杂色彩表象下的社会本质。

明代儒学:杨慎与焦竑的文献训诂学及其阐释原则

清代的考证学有继承明代考据学的地方,杨慎、焦竑、陈第等的训诂考证学对清代考证学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若从考证学与思想史的关系而论,则明后期与清代的考证训诂学各具特点,而这些特点必须从方法论的预设及个别学者的思想来理解。杨慎提倡汉儒经学以矫时弊,他之所以强调经学及训诂的重要性,是针对当时由陈献章及王阳明所揭起的一股不重读书、空谈性理的学风。杨慎并不以汉、宋经学为两个不兼容的经学系统,他的训诂及考证文章亦非为了要全面打破程朱经学、另奉汉儒为新的经学权威。他虽没有提倡三教合一,但并不排斥道家,更没有视宋代经说为阳儒阴释,必须重新全面研究古音古义始能回复儒家原来的思想面貌。此乃其与清代汉学家重大歧异之处。焦竑是明末少数能欣赏杨慎学术的士人之一。他一方面研究古音,另一方面又鼓吹三教合一的思想。可是他并没有运用训诂及考证的方法以证明他的三教合一主张;他的古音学并非建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上。他的训诂往往是直觉式的,远不如清代汉学家的训诂学与礼教思想有系统性的结合。从杨慎及焦竑的例子而论,明后期的训诂、考证学的发展既非为了打击三教合一的思想,亦非为了推动三教合一的思想运动。汉经学与考证的关系亦与清代乾嘉学者所理解的大异其趣。

进入吴康斋先生的世界:生命儒学的工夫

吴康斋先生是明代的大教育家,其独立的人格、渊博的学问和无所不讲的教法开启明代心学,活跃15世纪的学风,为阳明心学的繁荣提供思想史背景。他刻苦自立,不求闻达,安贫乐道,严守师道,体现15世纪儒家敢于自立与创新的精神,他还创造了大量诗歌,继承孔子、邵雍以诗为教的传统,启迪陈白沙寓诗为教的先河。吴康斋主张的读书、研究与学习应"有益于身心"、"至理有契"的教育理念继承生命儒学身体观的教旨,保存淳朴的私塾教育传统。重温他的生命儒学工夫论有利于现代社会和谐人格的培育与发展。

论夏东岩先生的思想——明代崇仁学派的传承与绵延

东岩先生是明代中期儒学的成名学者,江西崇仁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东岩的思想和学说不仅体现了朱子学的传统,捍卫了朱子学的尊严和地位,同时也反映了象山心性学的色彩,带有很强的个体性和主动性。一方面,东岩学以敬体静用为特色,以中庸为主旨,坚持道德至上的原则,注重学问的广度和正统性;另一方面,东岩本人又长年涵养于儒诗,诗以入学,雅正淳朴,注重生活和身心的涵养,心性工夫涵养深厚。更为可贵的是,东岩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体现了中华儒者独立高贵的理想人格和美好的德行。

胡居仁儒学思想述评

胡居仁(1434——1484年),江西余干县人,明代初期的著名理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研讨、讲授和践行,曾两次应邀主持白鹿洞书院,对明代儒学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1585年,他被追谥“文敬”,从祀孔庙,得到儒者的最高荣誉。他“慕道安贫,日寻孔颜之乐;穷理讲学,深得濂洛之传……其著述议论,广大精微,高明平实,莫非羽翼六经,发挥斯道。其有功于圣门非浅鲜已也。”他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明代气本论与其重要范畴分析

明代以「气」做为儒学本体论的思想约略与阳明学派同时期逐渐形成。本论文以罗钦顺、王廷相、魏校以及吴廷翰四位儒者为论述对象，而他们与理学家的思想差异之处可以分为几个基本面向。首先是本体论，主张气本论者反对理学以抽象的理范畴为本体，认为後者会造成现象界的旁落，因此须以气为本体，才可真正在现象界中寻得安身。再者，理只能是气化之名，是阴阳之气在聚散变化过程中的规律，包含天地万物与历史变迁都是如此，因此不可能有亘古不易且独立自存於气外的理，亦即理的内涵可随着环境、时代而有所更替。第三，气本论者认为在心性范畴的论述中不可能将「人欲」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人欲与喜怒哀乐一样，皆是天性所赋予。另外气本论者也多看重後天学习，主张学以变化气质，且能识得仁义礼智。明代气本论与清初思潮以及乾嘉义理思想的脉络有其重叠的趋向，皆是立足於现象世界中以经验、实际做为建构出不同於宋明理学的义理思想。

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论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及其对乡约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不仅是思想和理论上的创造性反思,也是对身心修养与道德实践体验的直接描述。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在伦理教化与道德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实现救治社会弊病和重建社会秩序之目的。王阳明通过对“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来展现自己心学的实践品格。在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的影响下,孔孟之道不再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的专利,而是成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常识。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在肯定普通民众道德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为中国古代的乡治实践和乡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性支持。

人间正道的宏扬:吴康斋先生“外王”观的政治学分析

吴康斋先生的政治思想主要侧重于理想人格的构想,希望君王能够以先贤为榜样,奋发有为,开拓政治新局面。康斋先生把君臣互信观念建立在一种天地自然之理的基础上,很有理论的合理性。《陈言十事》对于政治之警醒有着明显的开导之意,其中我们不仅发现儒、道、法三种不同观点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亦发现仁、德、义等价值的永久性魅力。

心道天地与浑厚生意:魏庄渠先生的大心说

中华心性儒学的目的是以生机、活力和生意为道,希望万物和人类生生不息。儒家个体的秘诀是从自家生活和生命上做工夫。心性学的过程表现为对生意境界秘诀的体验、反躬和涵养。《易经》的"复旦天心"、"生生不息"和圣人洗心要法,包含工夫的法门。孟子的"存心养性"、"尽心知性"和以大山、大海为胸襟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开创大心说的学理规模。明道的"天只是以生为道"和"廓然而大公"的思想,道出大心说的秘诀,可惜的是明道先生本人少有闲暇来做这段工夫。本文将以庄渠先生魏校独特的大心说为重点,以康斋、甘泉和阳明的心性说为旁引,指出中华心性儒学对于大心说一以贯之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中华儒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与生命学问的不断体悟和艰苦跋涉的人生精神。当然,从当下来看,这种学理上的探索也有利于使现代人在紧张与繁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个人身心压抑和烦闷情绪的缓解,有利于个体心情和性情的涵养与保养,故有此小文。

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万物一体”思想的新发展——以明儒蒋信为中心

蒋信是明代颇具影响的一位儒者,他在会通湛若水、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学思想。蒋信把"万物一体"说视为儒学的"立根处",并将此说确立为自身的学术宗旨。"万物一体"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应相融为一体,也指人与人之间应相亲相爱、和谐共处。为了获得"万物一体"的境界,蒋信倡导"默识涵养""主静无欲""戒慎恐惧"的修养方法,在物我、内外,认识论与工夫论,境界与方法上均有所突破。"万物一体"的理念是儒学中的珍贵资源,对于当代人重新认识天人关系以及促进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