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余年明代史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述论

近40余年来,明代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研究成果数量增多、质量提高(“量”之变);对明代史学之史学地位、史学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发生转变(“论”之变);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续使用和对新研究方法的借鉴(“法”之变);研究视域扩大、研究领域拓展(“域”之变)。如今,明代史学研究表现出更大的活力,特别是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上。明代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说明,在正确的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学术研究往往得益于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

明代是西域民族史和宗教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尤其是十四五世纪，察合台后裔及其治下的蒙古人基本溶入维吾尔族中。而哈密、吐鲁番等在元代尚属于非穆斯林居民的聚居地，无疑又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居于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也...

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通论明代史学、官方史学、明人前代史学、野史、史学思潮、考据学、具体史家之史学、民族史学、域外史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论著。同时,也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缓慢、选题不平衡、一些重要议题或未开发或急需继续探讨、一些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等不足。因此,只有继续发扬以往的优势、正视不足,并结合时代特点更新研究资料、方法、理论、范式,才能推进明代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一处人名讹误——辑考《元史》之外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

《剑桥中国明代史》将皇后之父孛罗帖木儿与川系军阀孛罗帖木儿混为一人,进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有瑕疵的。清人汪辉祖曾经统计《元史》之中共有十六个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其实在《元史》之外尚有十个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这些同名异人的孛罗帖木儿来自不同的氏族和阶层,他们几乎贯穿了有元一代。弄清这些孛罗帖木儿对于解读元代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朱元璋形象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褒贬不一。《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稳定政治局势,调整生产关系,恢复发展经济,为明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该著作也指出了朱元璋在政策制定、严刑峻法及性格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朱元璋的认识与评价,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独特的视野和方法,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明代史馆考述

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明代史学述论

一、明代社会与封建史学的衰微明朝是中国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开始登峰造极的时代。明初,极度衰竭的封建经济,高度强化的封建政治,派生出极端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规定为士子必须尊奉的官方哲学,以挟制其思想。学术完全被禁锢了.同时,推行残酷的迫害政策,大兴文字狱,对在思想上、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无情的镇压。明代中期,正德、嘉靖以后,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上君主无能,宦官乱政,客观上却造成了有限的,但也是十分难得的宽松气氛;王阳明的心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盛期以后,于万历中期陷于四分五裂。泰州学派的后学何心隐、李贽则直接走到了其对立面,开始冲决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一些封建教条,为人性的解放做舆论工作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勘误

英文版《剑桥中国史》的第7、8卷对应中译本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上、下卷。对其中存疑之处做了相关的史书查证。如英文本存在史实讹误的情况,中译本存在翻译、文字、排版等方面的错误及校对失严的情况,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即使存在这些问题,《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出版和翻译,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论明代史钞的思想价值

明代史钞编撰者十分重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用,注重以古为镜。同时,这些史钞编撰者深受明代正统史观的影响。明代史钞中蕴含着编撰者的史学思想,从史钞中可以看到编撰者的史识,可以了解他们对学史方法的认识,也可以看到编撰者"史之为用"的思想。史钞编撰者自觉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责任,以史钞来教育世人修身立德,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普及,为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得与失

本文认为,《剑桥中国史》第7卷(中译本名为《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出版,对于西 方读者了解中国的过去,是有功绩的。它也给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可借以了 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状况。剑桥史的编著模式,是在主编指导下,各位专家学者分 别撰写有关章节,最后合编于一部书中。由于主编者和撰写者从总体掌握到具体史实的掌 握存在差异,就影响到了一部历史著作的成败与得失。《剑桥中国史》第7卷表现出的问 题是:章节的设置缺乏内在的联系,既不表示历史发展的阶段,又无充分史实的根据。在 史实叙述上,前后重复,轻重失调。 本文具体提出了《剑桥中国史》第7卷在内容重复、史实讹误、同一问题相互矛盾、 结论欠妥等方面的实例。并指出,该书较多引用了第二手材料,没有足够重视原始史籍; 所参考书籍与学术论文,西方学者多于中国学者,亦属憾事。

明代前期史学特点初探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明代前期的史学特点作了初步的探索。全文按其特点,分为四部分,即理学笼罩史坛、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

明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江南、华中、华北等地区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高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市场分工,但是生产与销售的远距离错位也让这繁荣的商品市场变得极度脆弱,经受不起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尤其是气候的剧烈波动。然而,明清之际连年的大灾却恰好击中了它这致命的弱点,致使整个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大调整之中。

藏族断代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尹伟先著《明代藏族史研究》

从国内外藏族史研究状况来看,唐宋元吐蕃史研究及清代藏族史研究已较为深入,相比之下,明代藏族史研究仍显得妹比较薄弱.目前,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的成果只有专题论文以及作为藏族通史、简史一部分的形式面世,没有一部系统的断代体的明代藏族史专著出版.

罗宗强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通与变——以《明代文学思想史》为中心

“求真”精神穿于宗强先生的系列文学思想史撰著,使它们各自呈现不同面貌。撰写《明代文学思想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文献量巨大。宗强先生以求真精神直面海量文献,通过对文学思潮风貌变化的整体观照,超越了旧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叙述框架及价值判断。文学思想史研究没有固定模式,依据文献探索历史真相乃其不变宗旨。

外帘的干预:明代中期各省乡试与思想史

明朝万历十三年,礼部上奏了全六条的方策。此提案着眼于禁止内帘官的程文撰述以及外帘官的阅卷。但是,如此两种行为对当时一部分人士来说是由同一个信念派生而来的个别的自我表现。弘治十八年的进士倪宗正将此信念表达为"人法兼任之微意"。在体现了"人法兼任之微意"的乡试现场,外帘的执事官却阅读考生亲笔所作的所谓"墨卷"并参与到考查中。虽然这无疑是违法行为,但某些人士认为如此行为是更为有效的考查方法,于是便付诸行动。与此同时,在知识人社会当中,作为体制教学而规范的朱子学对其学理方面的不满正在扩大。在体现了"人法兼任之微意"的乡试现场,充满着自觉到违反祖法的人们赌上自己学问来挑战阅读试卷的紧张感。

“尚态”的极致——王铎草书在明代草书史上的地位分析

有明一代,帖学盛行,行草书法硕果累累。明人的书法创作"尚态",王铎草书在结字的正奇对比、字间的生动联系、墨法的润干对比等这些特别能表现"尚态"效果的形式手法上都达到了明代的极致,因此,他是明代草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草书大家。

学海津筏 修证资粮——读任宜敏先生《中国佛教史·明代》

任宜敏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明代》一书对明代佛教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全书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第二,以法为经,以人为纬;第三,辞章炳琅,语言古雅。因近代以来对明代佛教的研究甚少,故而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深刻的理论 全面的论述——评查清华著《明代唐诗接受史》

查清华先生的著作《明代唐诗接受史》对明代唐诗学做了深入和全面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纵线贯穿，分门别类；理论深刻，分析透彻；材料翔实，论述全面。该著作具有相当可观的学术价值。

试论《明代文学思想史》小说思想书写的学术意义

罗宗强先生的《明代文学思想史》是一部文学思想断代史著,展现出文学思想史书写范式的若干新特色。《明代文学思想史》在小说思想方面的书写相当重要,但学界关注不算太多。其价值主要有:为“世代累积型”争议小说衡定思想时间坐标;尝试融通雅俗文学思想;适度突破传统文学思想史著体例。这些学术突破,对笔者参与的清代文学思想断代史写作,亦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