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晚期私坊刻书业研究

随着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勃兴,新的读者群的出现和不断壮大直接导致刻书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而改变出版方向,进而转向以刊行通俗文学类的书籍为主,以便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书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断地在刻印技艺上求得突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私坊刻书业的发展和兴盛,同时也积极地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革新。

明代晚期“文人论艺”现象及其意义

明代晚期文人通过对"艺"的发现与提升,打破了"重文轻艺"的历史传统,促进了"文"与"艺"的联结。更重要的是,明代晚期文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论艺"践行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直接导致了一种文人式的设计批评的产生,并对明代晚期的造园和造物设计产生了影响。

秀隽健美 雅俗共赏——论明代晚期的书籍插图艺术

明代晚期的书籍插图数量不仅众多,在插图技艺上也精益求精。由于受文人画派和民间美术的双重影响,其书籍插图艺术不仅呈现出一种文人书卷气的秀雅,同时也掺入了民间审美趣味的野俗。同时,明代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书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断地在刻印技艺和书籍插图上求得突破,以便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插图艺术的兴盛和革新。

论市井文化对明代晚期书籍的影响

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兴盛对当时的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当时文化载体之一的书籍在市井文化的熏陶下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之前的活泼形态。本文试从市井文化入手,探讨在这场文化浪潮下人们审美及消费心理的变化给书籍带来的种种影响。

明代晚期戏曲刻本繁荣原因探析

文章介绍了明代戏曲坊刻本的内容和特点,分析了明代戏曲坊刻本传播的影响因素,探讨了明代晚期戏曲刊刻出版繁荣的原因,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明代晚期西方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明代晚期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绘画带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方艺术的第一次正面交流,但是由于中西方审美观的巨大差异,西方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洋版画艺术方面,尤其是坤舆图、西方原版图书以及圣迹画对明代晚期的中国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时尚话语权流变看明代晚期“苏样”服饰的雅俗整合

时尚话语权由明代初期被统治阶级高度集权到晚期分流至大众阶层,“时尚”从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时尚话语权格局趋于多元化。国家意志主导的服饰风尚走向没落,“苏样”代替“宫样”成为四方效仿的时尚典范,促成了以大众传播为特征的时尚传播模式的形成。伴随着时尚话语权的下移,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形成以服饰涵化为中心的互动,“苏样”的内涵发生了重构,传统的雅俗定论逐渐模糊,“雅”和“俗”走向了融合,代表了明代晚期雅俗文化整合的新趋势。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晚期服饰

《醒世姻缘传》是一本写实小说,它描写了社会中下层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是明代晚期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晚期服饰》一文在整理所有服饰名词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让明末市民的服饰有一个全景式的展示。现在对于明代服饰的研究虽然好于其他朝代的研究,但是涉及的面毕竟有限,已有的结论,也未必是完全正确,况且尚有大片未知空间,因此该文的内容有所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从一本小说去探究古代器物形制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如果做得扎扎实实,也许是值得徜徉的光明大道。

明代晚期藏书家藏书开放思想溯源

在分析明代晚期藏书家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指出藏书家既承袭了传统藏书楼的思想,又具有私人藏书思想的进步性与开放性,有利于历代古文献的保存、传播,这对今天的档案馆、图书馆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代晚期青花瓷器纹饰视角下的园林文化研究

明代晚期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士人阶级引领美学潮流,古典园林艺术正是在这一时期成型。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制瓷提供了便利条件,园林作为常见的创作母题呈现在了青花瓷器中,反映了当下的园林认知与园林风貌。以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中的纹饰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纹饰对园林的摹绘中梳理出明代晚期园林文化的发展倾向,结合明代晚期造园活动与文人定制瓷的情况,提出空间感的重构、植物要素的特征重建与“人”要素的运用三方面的变化,并探究这一现象形成的内在动因,总结青花瓷器纹饰中体现的园林画意审美与哲学成因。

关于平推刨与明代晚期硬木家具的制作

工具既为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又为实际的需要不断改良与进步。明代中晚期的家具在用材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黄花梨、紫檀等为代表的硬质木材成为各式家具的主要用材之一。这也使得曾经以髹漆为主的家具,转而变为表现材料本身,即讲究材料的质地美、色泽美和纹理美。材料的变化促使木作工具随之改进与改良。平推刨作为平木工具,是明代晚期制作硬木家具非常重要的工具,是表现材质美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本论文依据考古资料,认为中国平推刨出现的时间是至少在东汉,但平推刨的广泛使用在明代。平推刨的广泛使用,与明代晚期硬木家具的制作关系极为密切,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晚期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异化现象研究

我国文学作品中,尤以明代后期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异化现象描写最为突出。以何以为人和人性异化为落脚点,结合明代晚期《牡丹亭》、《金瓶梅》等具体文学作品,可以对受传统封建礼教控制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影响下的人性异化现象分别进行分析,并试图从历史评价视角去回答如何应对人性异化的问题。

明代晚期中琉海神信仰的传播及影响——以《殊域周咨录》为中心

在中琉友好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兴盛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天妃等海神信仰也以多种方式逐渐传播到琉球。文章以《殊域周咨录》中所记载的,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使团和嘉靖四十年(1561)郭汝霖使团渡海册封琉球事件为线索,对明代晚期中琉之间海神信仰的传播过程及影响进行了概述和探讨。明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促使天妃等海神信仰逐渐传承与泛化;随着明代晚期陈侃和郭汝霖等册封使团的传播,进一步扩大了琉球海神信仰的基础。中琉航海路途的险恶以及琉球以海为生的生存方式,使得海神信仰备受推崇和重视,并在琉球本土信仰文化的融合下,发展为独特的多海神信仰。

明代晚期宁越镇探微——以《全蜀边域考》为核心

《全蜀边域考》的作者为袁子让,其为晚明时期编纂的四川地理边防志,介绍各卫所沿革与现况,并配有区域地图,史料价值极高。袁子让曾任四川嘉定知州,其在四川任职履历对于考察《全蜀边域考》的成书时间有很大帮助,周斌曾撰写《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一文,袁子让担任嘉定知州"起止年分别是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作者使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中影印的明代抄本第七册《宁越镇》为例进行考察。

明代晚期的服饰风潮

中国的礼乐舆服制度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周朝时期便已基本完备。明朝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统一王朝。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依据儒家经典,着手建立了一套森严的服饰制度,改正朔,易服色,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随着明朝经济政治思想风俗的发展与变化,形成了总体维护传统礼制,局部进行创新的独具特色的服饰体系。在新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因此本文最后总结了明代晚期的服饰风潮所展现出来的民族魅力和民族风采,希望可以对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有所裨益。

明代晚期书画市场与士商关系

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繁荣,奢侈消费渐渐兴盛,在文人的引导下,书画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书画交易也随之兴盛。书画市场中存在的交易形式相当丰富,书画商人、游商以及牙人在书画收藏家间活动频繁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出现了许多书画市场。文人在书画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简单的购买者,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书画市场中,他们出售书画藏品、在书画交易中担任掮客,甚至制造书画伪作。这种种现象,都显示了明代晚期文人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与融合。

试析明代晚期陶瓷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

文章深入研究和分析了明代晚期陶瓷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通过分析莲花纹饰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得出: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反映了明代晚期的政治局面、社会和经济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莲花纹饰的文化内涵经过历朝历代的长期发展演变,由佛教超凡脱俗的理想、儒家“实用理性”“君子莲”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读以及家庭和睦的企盼,到明代晚期共同转化为寄托美好愿望的吉祥寓意。

笔尖莳花——试论明代中晚期杂花长卷的兴盛缘由

从著录和传世作品来看,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大量的折枝杂花长卷作品,在题材、图式和表现技法上较之前代都有了新的发展,且这一创作模式代有传人,佳作频出,一直延续到清代辉寿平,创造了花鸟画史上的独特景观。亦有学者将此类作品称为“百花图卷模式”或“四时花卉同绘一景现象”。以长卷形式绘杂花始于哪位画家已不可考,但根据历史文献和作品实物可以推断出此类作品至少不晚于南宋。

明代中晚期江南文人影响下的苏式家具

江南文人对家具情有独钟,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之中,将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修养融入其中,引领了家具的审美取向,使得苏式家具具有造型美、材料美、结构美、工巧美、装饰美等特征。通过对苏式家具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明代绘画中的家具风格、明代著作中的苏式家具、明代文人审美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述,详细分析了明代中晚期江南文人影响下的苏式家具。

明代中晚期“服妖”风俗考

明代中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政治的腐化形成了"服妖"风俗,以史料为依据,通过文献考证的方法,可得出"服妖"风俗主要表现为趋新慕异、男女混装、越礼逾制等特征。"服妖"之风体现了当时的普遍着装心理,而对"服妖"之风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明代服装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窥探明代中晚期的文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