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为举业而作?”:明代科举化经学价值的再认识

自清代以来,学者大多对明代科举化经学持否定态度,将其与传统经学对立起来。明代科举化经学作为明代制度与社会文化交织影响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考察,重新审视明代科举化经学的特点与价值,其虽然偏离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但也承担了明代社会一定程度上所必要的功用属性,对于明代经学的传播与普及具有独特贡献。

明代經學古注疏存廢析論

自明廷頒行《大全》、獨尊宋學以還,古注疏(即漢唐注疏)存在嚴重的淪廢危機,而反對專崇宋學的力量潛滋暗長,突出表現即爲明中後期“古注疏不可廢也”的呼聲以及《十三經注疏》的校印等。明代古注疏的存廢與儒學發展的三種趨向桴鼓相應:在“回向程朱”趨向下,古注疏經歷了從與宋儒解並存到式微的轉變;在“走出程朱”趨向下,古注疏成爲明儒用來抗衡宋儒解獨霸學林的利器,同時由於陽明心學的異軍突起,其重要性也有所消蝕;在“走出五經”趨向下,受到救亡之學、佛老之學、商業文化以及西方科技與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衝擊,儒學尚且難以穩固社會上的領袖地位,依附于五經的古注疏也隨之邊緣化。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初探

明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代经学经由心性之学的弘扬,将诗学心性之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有明一代诗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二是作为明代经学核心的心性之学带来政治意识的重新营构与人格素养的重新要求;三是明代诗学在理论建构问题上的"宗唐"或者"宗宋",不仅是明人为自身找寻诗学维度的必经之路,更是对明代经学发展做出的紧密和声;四是明代八股文制度对于诗学发展有着促进明代诗学尊体意识与诗学体悟之功。

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明代經學研究的解構與重建

清人常以“空疏”二字評騭明代經學,而其所指摘的《四書五經大全》及明人不知考訂的學風,更塑造了以是否具備考據學爲評判標準的學術價值觀,致使今人於探討明代經學時,也不自覺地局限在清儒所設定的道路上前進。以後設的眼光來看,衡量明代經學的標準,本該超越於一元化的標準,進而回歸明代經學自身的主體性,方能得其本然。

陈献章与明中期经学诠释及思想转向

陈献章受到其师吴与弼的启发,强调跳出程朱之学的束缚,通过自得、反省、静坐等形式来获得对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认知与理解,并进而体悟圣人之道、本体之理。陈献章这种心学化的经典诠释思想与方法,促成了明代中叶心学的兴发,为王阳明之学的大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

黄道周《春秋》学初探——以《表记集传》《坊记集传》为中心

黄道周《春秋》学在明代《春秋》学中独树一帜,这与黄道周经学思想的整体格局有关。黄道周认为《春秋》亦经亦史,其治《春秋》,主要特点有二:其一,事多取《左氏》,接近于以事治《春秋》一路,而尤其精于"比事"之学;其二,受其象数《易》学影响,其《春秋》学表现出明显的"天人之学"的特点。

评《明初经学思想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更是其精华和代表作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以"传经"的方式来传授其弟子,"五经"也被社会所习闻。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精通儒家典籍作为选拔官员的评判标准,使得这种以阐释儒家经典为专门学问的经学一直居于古代统治地位。因而,要想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经学。但是,由于明代经学著作较多,学术界对明代经学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清代乾嘉学术的立场之上,故明代经学全面、客观的研究仍需加强。

明代刊刻《毛诗》经注本文本探源——兼论明代经学史上的“原典回归运动”

明代所刊《毛诗》经注本存于今者,主要有万历二十二年歙县程氏玄鉴室刻屠本畯纂疏补协本《毛诗郑笺》二十卷,万历马应龙、孙开校本《毛诗传笺》七卷,崇祯葛氏永怀堂刻《十三经古注》本《毛诗》二十卷三种。明代刊刻《毛诗》经注本,一般认为是翻刻宋板而来,宋板既多不存,明翻宋板的文本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明代所刊刻的这三种《毛诗》经注本,今天看来,其文本皆为删削闽本疏文、因袭闽本经注部分而成,并非直接袭用宋元旧本。明代所刻《毛诗》经注本在文本校勘意义上虽无足道,但从明代经学发展史上来看,《毛诗》经注本文本之传刻,可以看作经学复古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属于明代经学复古的“原典回归运动”的一部分。明代经学复古思潮,乃是清代朴学的先声。这些经注本的出现在明代经学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意义,应当被重视和重估。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经过了圣人的删纂，便具有了可供深层阐述的微言大义，随之被赋予经的地位。经过历代的读解，《诗经》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

明科场由尊《大全》到不读《大全》考

永乐十三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修成后,文献或载科举考试经书主《大全》,但更常见独尊《大全》编纂时所重朱熹、蔡沈等宋、元传注之说,后又频有士子不读《大全》之论,颇有出入。经本文考察,《大全》浩瀚繁重,不但备考吃力、不适用,且士子未能尽睹,购置不易。颁布未久,约在正统后,科场已逐渐改尊《大全》所重的朱、蔡等五部经注。用《大全》小注者,或被视为异说,遭到黜落。《大全》在科场独尊的地位显然已不复存在,故旧云《大全》为明两百余年功令所尊之记载,并非准确的实情。

《四書大全》編纂考詳——以《孟子集注大全》爲核心

明永樂間纂修的《四書大全》,實質是《四書輯釋》的增訂重修本,在體例修訂、注家增減、内容損益三方面都作了較大的調整。通過對這些調整修訂的全面梳理,可以窺見《四書大全》與《四書輯釋》的區别,並由此逆知《四書大全》特有的學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