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经过了圣人的删纂，便具有了可供深层阐述的微言大义，随之被赋予经的地位。经过历代的读解，《诗经》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

朱熹《诗集传》在明代的衍生及其学术意义

朱熹《诗集传》在明代的衍生著作大体有四种类型。其中删节本以删削朱注为主要编纂方式,取便初学是其重要考量;删选本取舍篇目、章句的原则,兼顾了科考的出题偏重和诗篇的辞章性;增注本摭拾众说,或辅翼、或辩证朱《传》,客观上推动朱子《诗》学的扩容与突破;拼合本对朱《传》进行二次改造,组合各类《诗》说文本以提供更为丰赡的经学知识和应试指导。明人不断增、删朱《传》的文本内容,又热衷于变换其外在形式,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科举制度下的广大学《诗》阶层。朱《传》从宋到明的衍变轨迹,折射出近世《诗》学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进程,亦反映出与之相关的科举教习、书籍流转及商业出版等复杂历史情境。

日本江户时期《诗经》学窥管——松永昌易《头书诗经集注》谫论

民间私学教育范本的特殊性质,使松永昌易《头书诗经集注》成为反映日本江户初期朱子《诗经》学生态的典型标本。松永昌易《头书诗经集注》通过"头书"的方式补充朱子注释,鲜下案语,大量征引中国文献注解名物、礼仪及史实典故等,显示出该书鲜明的教辅性特点,朱子学在日本的权威地位也由此充分体现。需要注意的是,从底本卷帙为八卷、以"诗经集注"为名到注释内容大多为明代《诗经》学相关作品,可见松永昌易所选取的底本应为明代《诗集传》,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户初期对明代《诗经》学的重视程度,并为我们观照大致同期的明代《诗经》学提供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