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道教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明代道教文学的发展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道教徒的文学创作相对趋于衰落,教外士人创作的表现道教主题的戏曲、小说等作品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处理道教徒创作与非道教徒的道教文学创作在明代道教文学演变的整体格局中的关系,是明代道教文学史写作的关键。本文着眼于对象与人物、文献与文本、方法与评价等三个方面,就明代道教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思考。

从正一道的贵盛看明代道教的世俗化

由于统治者的崇道,明代道教地位隆盛。因迎合了统治者的喜好,正一道更是地位显贵。正一道的贵盛促进了民间道教的发展,而民间道教的兴盛加深了明代道教的世俗化。

明代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根据时存原始文献,从斋仪音乐种类、经韵、传承三方面探讨明代道教音乐的基本特点和继承发展状态,本文认为此时期虽然有复兴北宋皇家道教政策之举,但发展主流是直接沿袭了古老灵宝法黄箓斋在宋元转型的新法样式,并在音乐表演与韵目上有一定扩充发展。

明代道教的嬗变及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明代道教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新的特点:世俗化和商业化。文章以道教新特点对白话小说的影响为考察对象,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其间的关系尤其是道教之对小说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明代道教世俗化成因初探

明代道教世俗化是道教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转型,其成因一方面源自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可以归结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的通俗化以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源自于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因其"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政治功效而受到明代统治者的推崇,继而渗透于世俗的道德伦理生活中。与此同时,正一道自身作出的变革,特别是天师张宇初对道教规范和思想两方面的建设与提升,实际上使道教更好地适应了世俗化的需要。

明代道教内丹三要件论探析——以王道渊为例

道教内丹学主张．内丹修炼的三个要件为药物、鼎器和火候。王道渊是元末明初全真南宗道士，亦是明初道教界较有影响的一代内丹大师。王道渊对鼎器、药物、火候的阐述，既继承前人，又作了新的诠释。王道渊内丹三要件论在明代内丹学史上占有教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看明代道教音乐

《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是现今留存的、有词谱的明代道教音乐文献,由明成祖朱棣敕令编撰,收入《正统道藏》中,辑录了3种道教斋醮乐章,反映了礼乐相辅、以乐教化的音乐功能观,体现了明代道教音乐多元融合的特色。道教音乐是道教斋醮仪式所使用的音乐。早期的道教斋醮仪式只是直诵经文,并没有音腔,直到南北朝时期,高道寇谦之制定了《云中音诵新科经戒》《乐章诵戒新法》,形成了“华夏颂”“步虚辞”等最初的道教腔调韵律,将经文的直诵改为乐诵。

明代道教文学的融合性特色

道教文学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出世思想以及反映其道教生活为内容的各种文学作品,是伴随着道教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道教文学的作品既见于《道藏》内,又见于《道藏》外,作者既有道士,又有世俗文人,可谓包罗万象。道教文学以其独特的内容、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紫禁城藏明代道教印探微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明代印约600方,御书钤用印占很大比例,其中有关道教印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印多为石质汉字篆书,原藏内务府,是明代皇帝信奉道教的珍贵实物。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明清帝后宝玺》图录只涉及几方,现公认比较全面的道教印书籍是王育成先生的《道教法印令牌探箩酚一书，但关于故宫藏明代宫廷道教印却未载。

明代道教文化传入琉球王国的历史考察

明初道教文化在琉球王国开始传播, 后在闽人、册封使等多种力量的促使下,道教文化与琉球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琉球特色的道教文化。“虽无道士,却敬神仙”是道教文化“琉球化”的结果。除移居琉球的闽人和中国册封使外,琉球王国官方和民众也纷纷自发地建立天妃庙、天尊庙、土地庙、关帝庙等神庙进行祭祀活动,推动道教文化与当时琉球社会紧密联系。

明代道教小说《咒枣记》与江西道教文化

明代道教小说《咒枣记》(全称《锲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由明代文人邓志谟所作,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成书,凡二卷十四回,主要讲述了萨守坚真人行善种果、转世修行、得道登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萨真人通过了一番引人入胜的冒险与试炼,后经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真人传法、保举,最终位列仙班。

扬州出土明代道教冥途路引研究

"冥途路引"是为了让死者能够顺利抵达阴间或前往天国的凭证,在明代墓葬中有少量出土,有"道教路引"和"佛教路引"两种。1956年4月,在扬州市城北乡禅智寺故址之东发现一座明代三椁三棺并葬墓,墓主分为盛仪及夫人彭淑洁、盛氏(疑是盛仪之女)。其中,彭淑洁棺内出土纸质道教冥途路引一张,文字清楚、印鉴清晰,给研究冥途路引增添了新材料,对研究道教文化和明代文书制度有不小的帮助。

明季神乐观高道圈考略

神乐观是负责明朝国家祭祀典礼的礼仪机构,其乐舞生兼具道士身份,擅长祭祀礼仪表演和音乐演奏。明季神乐观、道录司及太常寺的道士与江南正一道多有关联,他们所组成的"高道圈"成为正一道影响明代政教两界的重要力量,并与皇室互动密切。明代神乐观高道的社会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在明王朝的深远影响和生存状态。

破除“贵阳道教中心论”——与《明代贵州道教简论》商榷

邢飞在《明代贵州道教简论》中指出贵州道教的中心从以前靠近川渝和湖南地区的播州和思州等地转移到了贵阳,并且认为作为道教中心的贵阳对贵州各地的辐射作用也明显强于从前。本文以明初贵州建省的历史背景入手,分别从播州历史隶属的沿革、道纪司性质辨析及贵阳道纪司对《道藏》的管理、贵州永宁卫道纪司、普定卫道纪司、黎平府道纪司考证及田野调查等方面论述邢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并探讨明代贵州道教发展的特点及研究时需要注意之处。

林兆恩三一教内修法门与道教南宗关系的几个问题新探

本文依据新史料文献,考察了明代林兆恩三一教与道教南宗的关联。林兆恩拜莆田道士上阳子卓晚春为师,时常往来于道教南宗的发源地福建武夷山一带,对南宗宗师十分敬仰,所修习的内丹功法乃钟吕、张伯端、白玉蟾、陈致虚一系的南宗丹法;林兆恩对道教南宗祖师的经典十分熟悉,其《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多援引南宗丹道思想来论证其“三教合一”的“道理”;林兆恩的“艮背心法”功法与道教南宗有密切关系,《九序心法》中的道教内修元素主要是指道教南宗丹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