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月令考论

关于明堂制度的研究争议至今并未完全解决 ,其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大都忽略了这样一点 ,即明堂传说最盛的时代在战国秦汉之际 ,其传布与阴阳家尤其是阴阳家的明堂月令之说有关 ,它使明堂制度经过阴阳五行说的整体再塑 ,如分析所谓明堂五室或九室之制 ,即可证明这点。因而今日欲恢复上古明堂制度真相 。

《今月令》與《明堂月令》考論

鄭玄《禮記·月令》注所引《今月令》,既不是《明堂月令》,也不是漢代所行之月令,而是《月令》在漢代的單篇别行之本,鄭玄注《禮記》時取之校勘以證異同。'明堂月令'與'月令'在稱名上只是詳省之别,但不同學者如許慎、鄭玄、高誘、應劭等所稱引之《明堂月令》,未必同據一個底本,故各家所引《明堂月令》的文字偶有不同。漢儒稱引《明堂月令》,其名雖同,而其實則有差異,《明堂月令》不能徑視爲《禮記·月令》。《今月令》與漢儒所稱之《明堂月令》,均爲《月令》在漢代的不同傳抄之本,故其中文字互有異同。漢代所行月令爲敦煌懸泉置出土之《四時月令詔條》一類文書律令。

《周书·月令》异名考

《周书·月令》为周公所制十二月赋政之法,其书虽在两汉时期亡佚,但部分文句却因其他文献征引而得以保存。《周书·月令》在流传过程中,异名情况复杂,有"月采"、"邹子"、"明堂月令"等诸名,故学者多不识其文。归纳其形成原因,大致为文字讹误、转引不审、同类相混等因素所致。

明堂初探

明堂初探曹春平明堂是中国古代一项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是王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但它的原始面目一直模糊不清。汉武帝曾召集众儒讨论明堂制度，争论再三也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以至于一时无法建造明堂［１］。清儒更是对明堂制度作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图形探讨［２］，却多囿...

蔡邕著作辨疑

蔡邕著作辨疑邓安生蔡邕一生的著作，《后汉书》本传称“凡百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录一卷。”是则蔡集至隋已亡失差半。后经唐末五代之乱，蔡集再亡。宋初有欧静序本，仅有六十四篇，而已混入后人伪作三篇。然而明末张溥辑《百三名家...

蔡邕礼学思想论略

东汉末年的学坛领袖蔡邕,在礼学研究上有别于马融、郑玄等礼学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试从蔡邕论明堂月令、议宗庙迭毁、厘定谥法三个方面论述其礼学思想,展现其通经致用、因势而变的特色。

独特的九宫式建筑——沈阳故宫继思斋

沈阳故宫西所保极宫后,有一座奇异的勾连搭卷棚式正方形建筑——继思斋。其屋顶为勾连搭形如波浪,颇具特色;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外檐梁枋绘旋子金线大点金彩画,金碧辉煌;

释明堂

中国古史中有些名物制度,原不过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然而经过阴阳家的附会和解释,变得神秘莫测,面目俱非。明堂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例。汉代以来释明堂者数十家,由于尽信古书,不能冲破阴阳家布下的迷雾,考释愈多,问题愈加复杂,众说纷陈,莫衷一是。正如王国维所说:"古制中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及至现代,个别具备人类学素养的学者。

战国楚帛书考

一、帛书的出土及其图文的结构帛书是偶然出土的。据收集者事后根据传闻所记的,可以简述如下。抗战期间(1941—1942年)长沙东郊杜家坡在筑路中破坏了一座有一个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墓室中东侧为一裹了丝帛的木棺,西侧为一与棺同长而倍宽的木柜。许多随葬物皆出于此柜中,所可知者有竹笈、漆盘二、铜剑、木剑鞘、木剑櫝、木龙等,另外也有黑色陶制的鼎、(?)、壶、觞等,则已散佚。竹笈长22、宽10、高5厘米,内裱薄绢,其中盛了完整的"缯书"和不少残缯断片。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測

1956—57年,在西安市西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出一座西汉时期的礼制建筑遺址。这是研究汉代建筑极重要的資料。正式发掘报告已于1959年发表;关于这座建筑的性质、原状,也曾經有文章进行过討論和推測。本文原系对这座建筑原状进行推測时的一些說明,但在作复原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汉代礼制建筑的問題,因此不揣淺陋,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冀能对汉代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有所了解,并就教于讀者。

大豐(皀殳)銘制作的年代、地点与史实

"口亥,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祭于不(丕)显考文王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不(丕)显王作(?)(相),不(丕)(?)王作(?),不(丕)克乞(訖)衣(殷)王祀。丁丑,王饗大(?),王降亡(贝力)爵復(?)(觵),隹朕又(有)庆,敏揚王休于(?)白((皀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