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诰》民拿害民官吏制度研究

为了以严刑去奸贪,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吏措施与相关法律规定。“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正是朱元璋在明初吏治背景下通过《大诰》颁布的规定: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可以主动检举贪官污吏并允许百姓将其绑缚进京接受惩处。纠察百官,典正法度本应由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执掌,但由于明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将监督州县衙门长官的权力部分赋予了百姓。从实施效果来看,它起到了对奸贪害民官吏的惩处与警示作用;达到了扶贫济弱、恤民爱民的社会效果;突破了里甲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管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十分罕见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对官员的直接监督,打击了官吏特权制度。但需要认识到传统封建社会既无民主也无法治,民拿害民官吏先天不足,且缺乏国家大法的规范,最终未能实现法制化、常态化。

从《明大诰》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吏”

近年来,大批贪腐官员的落马,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且落马官员的贪污受贿行径无不令人咋舌。纵观古今,吏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部分。朱元璋鉴于元末的腐败吏治,早在明初即开始"重典治吏"。立法方面,《明大诰》堪称典型产物,绝大多数案例都涉及对违法官吏的严厉制裁。《明大诰》的颁布,标志着朱元璋把"重典治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梳理分析《明大诰》所载案例,对当前我国的惩贪反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四编《大诰》,是研究明初法律实施状况和这位开国皇帝政治法律主张的珍贵文献。《大诰》中反映的朱元璋的法律思想,内容相当丰富,但贯穿全文始终、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明刑弼教思想。《明实录》等官修史书为尊者讳,对他的这一重要法律主张极少涉及。这样,《大诰》便成为集中记述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的稀见史料。 “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

从《明大诰》看明初法制

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年之间,朱元璋连续发布了四篇统称为《大诰》的文告,即《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大诰》原是古代典籍《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

明大诰的版本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至二十年间,先后颁行了冠名为《大诰》的文告四编,即《御制大诰》(十八年十月刊行,本文简称《一编》)、《御制大诰续编》(十九年三月刊行,简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十九年十二月刊行,简称《三编》)和《大诰武臣》(二十年十二月刊行,简称《武臣》)。四编《大诰》是研究明初法制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及朱元璋法律思想的珍贵文献。此书所述,多为正史及诸野史笔记所未载。清初修《明史》时,《刑法志》的编者因未见及《大诰》原文,对它的条目记述相殊甚远。加之它是由朱元璋直叙当世之事,儒臣们很少润色,故史料的可靠性在一般官修史书之上。

从《明大诰》看朱元璋的朴素法律观

翻开《明大诰》,会发现这位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皇帝内心也有仁慈的一面,他的仁慈源自于对底层百姓的真切怜悯。一句将心比心,是他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中国古代皇帝有数百人,有几人能做到如此向天下人吐露心声?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杰出帝王,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明代重典——《明大诰》简介

《明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共4编236条,其中“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年间。这些“大诰”主要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①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

从《大诰》中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亲自参与编纂并以诏令形式颁发的四编《大诰》。这部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明代护农立法散论

朱明皇朝享国凡２７６年，国祚之长在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中首屈一指。时处封建末世的明统治者靠什么长期维系了统治的沿续与稳定？其原因显然是多元的，远非一篇短论所能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纯粹的农业国，明代的护农立法无疑功不可没。明代...

朱元璋严法惩贪的历史考察

惩治贪污既是一个历史的课题 ,又是一个现实的任务。古代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制度的层面上均对此问题显示出了极大的关注 ,依法惩贪屡有出现。纵观历史 ,明朝的严法惩贪最具特色。文章拟通过对明朝朱元璋时期严法惩贪的内容作深入的历史考察 。

明初反腐的思与行

官吏腐败是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毒瘤,明初,朱元璋吸取了元灭亡的教训,加之其出身贫苦,亲身体会过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大刀阔斧制定律法,严罚禁令,惩贪治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腐现象的繁衍,明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明朝以律法为准绳对腐败大力惩处,客观上颇有一定的成效,对我们今天借鉴历史上的反腐败经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郭桓贪污案数额辨误

明洪武十八年三月,郭桓贪污官粮被诛(见《明实录》洪武十八年)。赃粮数目,《明史·刑法志》称“赃七百万”;《明通鉴》该年中也载“坐盗官粮七百万石。”后人据此谓郭桓贪污案的数额为“七百万石”。然而,早在明末清初谈迁就已指出:“盗粮七百万石未尽。”(《国榷》卷8太祖洪武十八年)就连朱元璋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说:“前者榜上若改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御制大诰》郭桓造罪第49) 作为研究明初封建法制珍贵文献的《明大诰》,对澄清郭桓案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确凿资料,从中不难看出该案的具体情况: (1)盗官粮卖放浙西秋粮。“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肆百伍拾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捌拾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赵玉环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了元朝由于官吏贪污腐败，大厦倾覆的过程。他创建大明以后，针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制定了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洪武初期，朱元璋进行了大量健全法...

朱元璋的惩贪秘籍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生于元朝末年,其出身贫寒,幼年曾为地主放牛,饱受欺凌。17岁时,失去了父母和兄长,以乞讨为生。他对贫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他深知,曾经辉煌一时的元朝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在明朝建立之初,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举的境况,朱元璋以铁腕惩治贪腐,整顿吏治。

论明代监察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作为古代监察机制的调整与强化时期,明朝尤为注重官吏队伍的整治,这不仅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相关,也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经历有关。自建朝以来,明代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中央、地方监察机构和“两厂一卫”互相牵制,十分严密。与此同时,通过《宪纲条例》和《大明律》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和惩治法规对官员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其违反法令的行为规定了详细的处置意见。监察机构的层叠交织,监察立法的细化,使得明朝的监察体制更加严密,“风纪为之一清”。但是由于监察理念上的偏差以及对监察官的监督不到位,在后期出现了监察机构职能重叠、监察法规处刑过重、权利限制逐渐失控等问题。总体来看,明朝的监察系统未能实现应有的监察效果。

说说“只缘一曲后庭花”

读历史,常为曾有过的辉煌而自豪,但也不要忘记曾在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不是好兆头＂的事。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了曾发生在南京的历史旧事：＂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做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

朱元璋综合化反腐有高招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打击贪污腐败力度最大的皇帝之一,他在登基后不久便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抑制腐败问题。深层次分析,这些措施涉及法律制度、机构设置以及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是全方位的治贿策略,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具有深远的开创性意义。一、抑制贪腐的指导性思想——重典治国与明刑弼教在诸多措施中,首先值得研究的是朱元璋的＂吏治＂思想,这是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性方略,在其综合化措施中具有全局性作用。总的看来,

浅谈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政策

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政策的历史背景是元朝统治末期，政治腐败，纲纪废弛。重刑主义在明初法律实践中的表现如果说上述命令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可见一斑，那么制定颁布《大明律》、《明大诰》，则是他推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的充分落实。《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已经十分严苛，但是朱元璋仍然惟恐法外遗奸，于是又特令颁行《大诰》于天下。《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又如，同一种犯罪，《大诰》的处刑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大诰》的问世，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