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塑造--以《明实录》丘濬传记为中心

实录在明代享有“国史”的尊崇地位,《明实录》丘濬传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记载认为,在英宗实录编修时,丘濬为于谦辩白,这通常被视作丘濬正直敢言的事例、明代史权复苏的表现。经考证分析,此事的真实性存在疑点。实录不载此事,非但不是史官刻意遮蔽史实,反而体现出他们的谨慎态度。类似的,实录记载刘文泰攻劾王恕,涉及丘濬,过去多将此视作史官塑造人物形象时厚诬丘濬。其实,实录的记载虽然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却没有断言丘濬是幕后主使。独立于实录之外的其他文献,也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编撰策略记载此事。所以,不能将之视为实录的厚诬。实录的确遮蔽了某些史实,如为维护明孝宗的光辉形象,实录将丘濬因灾异上疏故意写得含糊其词,然而这是实录编修中的惯例,并非只针对丘濬一人。同样的,实录记载言官指控丘濬“奔竞”等,不符合历史事实,乃是厚诬。

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明實録》早期流傳考

萬曆十六年以前,《明實録》流傳相對較少,姑可稱爲“早期流傳”。於其具體情形,前人所知尚少,更不明所以然。《明實録》在明代可能流傳者,僅有副本。明廷原無明令禁覽禁傳實録,只因實録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歸内監收掌,士人難以見及;正統以後,移貯文淵閣,其實已向部分士人開放,却因文淵閣成爲辦理機務的清嚴重地,實録藏於其中,自然“不禁而禁”。然明代實録獨居國史地位,常用於查考故事,自不能絶對秘藏。尤其每逢纂修實録,此前累朝實録例發史館,部分士人便可藉機查考,但因纂修期間程限促迫,而一旦纂修告竣,實録副本即從史館發還原處,重歸秘藏,故長期無有大規模私抄實録之例。明代館閣藏書,本屬一體,實録理應長期收貯史館,方稱便利,惟因嘉靖以前,史館雖常設却不長開,以致實録每每須歸還文淵閣。及至嘉靖時期,纂修與抄録任務接踵,史館二十餘年長開不輟,實録因而長期留置史館,出入翰苑者便有機會從容抄録,《明實録》始得外傳,並對明代私修史的發展産生影響。

《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

《明实录》包含着3900余条科举史料,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记载比较系统和完整,能够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科举史体系;史料来源可靠,较为全面地保存了明代科举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纠正其他文献的缺略和讹误。同时,它们还具有史学史层面的价值,通过对史源的增删润饰而形成的科举史料,蕴涵着修史者的撰述意图和倾向、修史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信息,乃是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中国土司制度史》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明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界一部较全面关于土司研究的著作,其内容涉及众多区域土司承袭次序,但同时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文章以《明实录》为依据,对龚先生著作中的遗漏做些拾阙补遗工作,使其更加完整,为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

《明实录研究》失误一题——兼论吴本《明实录》的史料价值

本文认为《明实录研究》未能将现存的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作为一个重要的版本加以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吴廷燮写本《明实录》是抄本《明实录》中卷帙较完整的一部,多数抄自内阁明清档案,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明实录》对刘基这一明初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对其形象进行了主观的塑造。一是通过直书来叙述其名士贤才、政治顾问、军事谋臣、礼乐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的客观形象;二是通过神化手段,来拔高刘基的形象,证明朱元璋的举事像汉初刘邦举事一样,都是顺天应人和必然成功的;三是通过贬抑手段来损毁刘基的形象,以衬托朱元璋的英明和伟大。总体上看,《明实录》与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保持较大的距离,没有像后者那样将刘伯温神化到出谋划策无一不中、预测未来无一不验的地步,反映出国史虽有突出皇权的政治目的,但既不会像野史那样"状刘基而近妖",也不会将刘基的历史作用一笔抹杀。

《明实录》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

《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篇幅巨大,其中包含天象记录达6000余条,是二十四史以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最大来源,其中包括日月食336条、月行星掩犯2622条、流陨2248条.明后期除日月食和彗星记录外,其他类型天象记录大幅减少.天象记录的密度,正德以前平均每年38条,嘉靖以后则只有每年7条.由可以回算验证的月行星掩犯记录得到错误率4.1%,属历代最佳.错误主要是资料编纂整理过程和书籍传抄过程造成的.月亮记录显示,凌晨的观测,通常记前一日日期;掩犯恒星记录显示,官内星名与传统略有差异.若干例证说明,原始记录采用日序式纪日.只是在编纂史书时,才改用干支纪日.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

《明实录》是官修有明一代的历朝实录,这部记录国家朝章政务的重要文献,记载有明朝与朝鲜王朝服饰往来条目五百余项,这些记录中的相关事件、服装品类与名称是进行明代纺织服装史研究的一手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明实录》中明廷赐给朝鲜的服饰(含衣料)情况,藉此探问史料背后的两国"服饰外交",解读明朝对外藩朝鲜服饰外交的礼仪规格,以及朝鲜对属国明朝服饰的接纳程度。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

《明实录》作为明代惟一的一部国史,对武当山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记录,反映了武当山及其道教在当时的显赫地位。武当山因为《明实录》的大量记载,其地位获得国史的空前重视,声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明实录》在记载武当山历史时,也显现出其史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有许多史实为武当山志或他史所无,甚至对其他武当山史志中的某些错误有证伪和纠正的作用,证明了作为国史的《明实录》在某些来自国家的信息的记载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试析《明实录》对王竑个人历史的书写

王竑的仕途与大明帝国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的历史相伴而行,甚至是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其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明实录》作为明朝的编年国史,以时间为线索,鲜明地记载和反映了王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就。书中对王竑的肯定和惋惜,反映了《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和《孝宗实录》的史臣们对他的正面认识,也是对当时士大夫们对王竑评价的承载和记录。当然,无论是皇帝、士大夫还是史臣,他们对王竑的重视,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

西域回回入明朝贡,更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通过"贡"而获得"赐",以小博大,以少博多,有的则是通过朝贡获得贸易的机会,而明朝对这些西域回回的朝贡活动,则从政治角度予以考虑,为了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不计成本,"宁厚无薄""厚往薄来"。虽然明廷和史官对西域回回入贡的经济诉求远逾政治目的心知肚明,但在国史《明实录》中,仍然通过"成对书写"的写法,将西域回回的活动塑造成"归附天朝"的行动,以形成万国咸宾和天下归心的历史印象,烘托明朝的盛世形象和无上地位。同时,《明实录》也客观地反映了西域回回大量归附明朝、附籍中原的历史事实和趋势。

《明实录》对云南巡抚记载之价值考论

通过《明实录》中关于"巡抚云南"与"云南巡抚"出现时间早晚的考察,得知是先有动词"巡抚云南",后才产生名词"云南巡抚",反映出中央派员巡察地方是一个先有实践后有制度的变化过程。通过对《明实录》史料的爬梳和应用,证明了前人在研究云南巡抚时,失载了三位云南巡抚的名字,标错了六位云南巡抚任职或离职的年限。同时,通过对《明实录》史料的解读,证明前人所谓云南巡抚始现于正统年间、首任巡抚为丁璿的结论值得商榷,从而得出云南巡抚始于英宗继位之初的宣德十年、首任巡抚是郑辰的新结论。由此可见,《明实录》在研究云南巡抚问题上,具有为一般方志、野史和后修正史所缺乏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明实录所见洪武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与藏族地方交往中的使臣派遣

使臣派遣是明代汉藏关系中最为生动鲜明的内容,也是有明一代汉藏关系建立和发展过程的直接体现。洪武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不断遣使前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地谕抚藏族政教首领,汉藏民族关系便在日渐增多的使臣往来中建立和发展了起来。重申和关注这些使臣的活动记录,对明代藏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

《明实录》人名考误九则

《明实录》共13部,约1600多万字,是明代历朝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奏章、批件等为基础,逐年、逐月记录各个皇帝的诏令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的官修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15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附于《明太祖实录》、景泰帝朱祁钰附于《明英宗实录》）、约250年间的大量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学界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然白璧微瑕,其中亦存在着一些阙谬之处,爰撰短文,予以商榷,

《明实录研究》失误一题——兼论吴本《明实录》的史料价值

本文认为《明实录研究》未能将现存的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作为一个重要的版本加以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吴廷燮写本《明实录》是抄本《明实录》中卷帙较完整的一部,多数抄自内阁明清档案,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