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花灯形制细究——以《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为例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是明代宫廷画派的重要作品,反映出明代宫廷贵族在元宵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和文化生活,构成了解明代宫廷元宵节状态的系列图像。图像记载便于从史实的视角探究明代宫廷花灯的具体形制,由此将图内花灯分为花灯本体式样、高灯式样、鳌山式样、大型摆灯式样4个方面并结合相关图例进行介绍。将明代经典花灯个体进行元素细分,从上到下依次为华盖、球灯、灯架、系带,明确各组成的外形特点,归纳总结明代花灯有阶级性、建筑关联性、制式稳定性特点。通过对画幅中花灯的研究,利于传承明代花灯这一传统物质文化,也为现代复原制作提供依据。

明宪宗整饬“番僧”朝贡弊端的努力与实效

明代"番僧"朝贡中的弊端初现于明英宗时期,大规模爆发于明宪宗时期,主要包括:第一、违例进贡,第二、冒替进贡。面对这些弊端,宪宗朝制订许多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理,包括完善朝贡制度、告谕西藏诸藩王以及处分沿边管理朝贡的官员等等。明宪宗整饬番僧朝贡的措施,从理论上看,可行性比较高,因而得到后继统治者的认可,被继续推行。但从实效上看,其效果并不理想。最主要的原因:其一,由于试图在减轻经济压力与招抚西藏僧俗势力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制衡点,所以明宪宗各项政策在贯彻时充满弹性。其二,明朝对西藏地理知识较为缺乏,这对甄别进贡番僧身份带来了一定困难。其三,明朝沿边部分官员、军民与进贡番僧结成了利益集团,造成了部分沿边官员的在审查中的有意疏略。

论明宪宗成化年间对西番朝贡政策的规范调整

明宪宗成化年间对西番朝贡政策的规范调整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朝贡政策历经百年,其呈现的问题日渐增多,明宪宗从"冒贡"违制入手,通过定贡期、定人数、定贡道,加大对当地官员随意遣送的惩治,减少对西番僧人的供俸赏赐等措施,使朝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关系,明确了责任,扭转了"冒贡"违制的局面。从实施效果来看,其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和符合当时实际的,成效也是比较显著的。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货郎形象再探

明代《货郎图》较为流行,传本呈现出多种表现方式。本文拟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的货郎形象作进一步讨论,尝试结合文献资料,首先探讨明代货郎图像与宋代货郎概念的差异,进而对传世明代货郎图像作分类梳理,探析明代不同种类的货郎图像之间的区别和关联,由此重新解读《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货郎形象的独特意义。

成化朝局与明宪宗崇抑佛道关系考论

明中期,国家承平日久,朝政也日趋昏怠。到成化年间,已经没有了明初政治清明、国运昌盛、四夷绥服的景象。宪宗初政差强人意,中后期逐渐沉迷宴乐,不事朝政,尤其体现在他大肆崇道佞佛上。成化一朝,宠幸僧道,广修寺观,大行斋醮,滥发度牒,对僧道滥加封赏。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且朝臣多有规劝,宪宗开始调整僧道政策。对僧道的崇抑是成化朝局的一个重要面相,它反映了成化年间政治的基本走向,也折射出明中期政治运行的重要特点和规律。

明宪宗的治宦政策——以控制宦官钱能为中心考察

成化时期,明宪宗利用宦官钱能镇守云南为自己敛财。面对钱能贪恣枉法、为所欲为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宪宗不是依法律对其进行制裁,而是任命刚直之臣王恕为云南巡抚对其形成牵制。这种温柔的治宦政策对钱能的嚣张气焰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宦官势力。

明宪宗皇帝的一份敕命及其对西藏佛教的崇奉

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政治联系较为广泛,对时政产生了较大影响。诸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使得赐宗教名号成为朝廷优礼藏僧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一份首度公开的内蒙古地区档案馆馆藏珍品,即明宪宗封藏僧锁南奔为禅师的敕命,就其产生过程和成化帝对藏传佛教的"俱极崇信"进行论述。

明宪宗与武当道教

成化年间,明宪宗曾6次钦降玄帝和从神像、供器、法器、道经、其他道像等到武当山太和、玉虚、紫霄、五龙等宫奉安,并举办神像安座等金箓大醮。继续执行祖宗确定的扶持武当道教的政策,为宦官韦贵修建的道观赐名迎恩宫,命令提督宦官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屡降敕谕保护武当山山场,重用武当山道官,增加武当山道童数量等。他对玄帝的信仰和对武当道教的扶持,是明代中期宫廷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大事。本文利用武当山现存明代碑刻、明代编纂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大岳志略》《大岳太和山志》《明宪宗实录》等文献,将成化年间向武当山道宫钦降像器、举办国醮、完善扶持武当道教的政策等作一些考述,最后讨论明宪宗命道士举办金箓大醮期间出现的“祥瑞”等“天人感应”事件,以期对明宪宗的道教信仰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明宪宗与道教方士

成化时期,在宪宗的庇护和纵容下,道教方士在国家政务中扮演了非同一般的重要角色,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并对明代中后期的国家治理和道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三个部分,从研究文献资料入手,首先对宪宗宠幸道教方士的来龙去脉、特定政治环境作了分析,其次对成化朝道教方士的各种表现与宪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概括了宪宗宠幸和重用道教方士对明代中后期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明宪宗笔下的「三面派」

我们平时对待言行不一者或有着两副嘴脸的人,有个经常使用的名词,那就是「两面派」。从这个语词出发,在漫画艺术中也派生出了众多「双面人」的形象,对这类人加以揭露或予以讽刺,这几乎已经成了漫画表现的某种定式或套子了。「双面人」的形象在画幅中出现的频率甚高,而「三面人」的形象则大概是绝无仅有了。下面笔者将要介绍一幅描绘「三面人」或称「三面派」的绘画作品。

明宪宗孝贞皇后王氏家族墓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明宪宗孝贞皇后王氏家族位于南京南郊的祖茔已被发掘,墓主主要包括孝贞皇后王氏的叔、伯、婶母与堂兄、嫂。根据出土的多块墓志,结合墓葬的排葬次序,可推断出其中两座失考墓的墓主很可能是王氏的祖父王凤以及堂叔王铨。此外,这批墓志还极大地拓展、完善了孝贞皇后王氏的家族谱系。王氏祖茔的神道碑早已风化剥蚀,自明以来的地方志皆称其为孝贞皇后王氏长弟、瑞安侯王源所有,而据残存碑文与此次考古发现可以推断,此神道碑实为孝贞皇后王氏的祖父王凤所有。

明宪宗征用王竑、李秉的政治考量

从王竑、李秉两人在明宪宗即位之前的履历来看,尽管二人享有盛名,却久任地方,从未能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说明两人资历尚有所不足。但出于独掌大权及平衡朝中南、北官僚集团之目的,宪宗在即位当年便将王、李二人超迁,分任兵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之要职,但王、李二人的短暂在位,却又表明宪宗的政治考量并未能完全实现。

明宪宗的“恋母心理”与万贵妃擅宠

明宪宗恋母心理的形成以及童年安全感的缺失是他专宠万贵妃达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万贵妃以母亲和情人双重角色擅宠,致使成化中叶以后政局秽浊,其责难咎。文章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分析明宪宗和万贵妃的"不伦之恋"并指出其危害。

《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之关系与比较研究

《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均为研究明宪宗在位时期历史之重要资料,两者存在一定因袭关系。人物传记在记事顺序、行文用语、对传主评价乃至错误等方面均对碑传文有所承继。相较而言,传记指代清晰,不饰溢美,记事更为全面客观。但也存在一些缺失,如内容粗略,凡例存在缺陷,且不乏曲笔。《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史与家史之分辨,两者既有区别,也有相互契合之处,将其加以比较利用,有利于考订史实,接近成化朝历史之真相。

从明宪宗的艺术追求看他的治国理念

明代的帝王绘画成就斐然,其中明宪宗朱见深的作品具有代表性。从其传世画作风格和内容可以窥见他的安静、谨慎、宽和而富有修养的性格,更从中可以看到他因此而形成的为君前期以德服人、勤政爱民的治国理念。

明宪宗和万贵妃的不伦之恋

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英宗朱祁镇38岁，此时的朱祁镇已经身患重疾，奄奄一息，他在病榻之上，召见了他的儿子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

成化前期名臣探析

明宪宗成化前期,面临着朝纲混乱,北虏犯边,地方叛乱等诸多问题,君臣协力,励精图治,终于使诸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成化前期一班名臣在辅政和筹边定乱方面的成就和表现进行探析,可以看出宪宗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宪宗的信用和支持,以及君臣间的密切配合,既成就了名臣的功业,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只是到成化后期,宪宗开始懈怠,朝中便多庸碌甚至奸佞之辈,与气势恢宏的前期迥然相异。

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考证

故宫博物院庋藏一件明代宫廷画家商喜绘制的《明宣宗行乐图》,此画尺幅巨大,人物众多,动植物庞杂。笔者通过对画中的人物服饰、环境地点、器物类型等方面的考证,对画面的主题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修正了此前学界所持论的＂游猎南苑＂等观点。一、人员身份的考证此幅《行乐图》中,除明宣宗以外的人员可分为两组：一组为画面上方紧随皇帝身后的三人,另一组则是画面下方二十二名骑马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