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政策性失误对“倭患”走势的影响

以史料为依据,对明政府应对"倭患"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以分析,并阐述应对失策与"倭患"走势之间的关系:首先,海禁导致"倭患"的爆发态势;其次,剿抚不定与打击目标的失当,屡屡招致更大的反噬;而一再错失开海时机,更是造成"倭患"的延续。

明政府对入华西洋教士的态度与政策

西洋教士入华是明朝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新问题。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允许西洋教士入华,并对其施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至利玛窦进京之后,西洋教士的问题逐渐为明廷所重视。从西洋教士在明代中国分布和扩散呈现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包容的,但以不违背他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为前提。1616年南京教案的爆发凸显了明政府对西洋教士宽容的有限性。

嘉靖——万历时期明政府官僚中地域性分野问题的考察

封建官僚中的地域性分野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晚期,但秦汉以降的以宗法为经以封建为纬的传统文化格局仍是延宕不移,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超经济强制虽有某些松动,却又是牢不可摧。一方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官僚小的地域性纷争义愈演愈烈。

明末闽台沿海局势与明政府之对策

明末闽台沿海局势与明政府之对策朱亚非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福建沿海一带地方势力的崛起，闽台海峡成为一个各种矛盾交织的热点地区。研究该地区这一段历史及明政府的对策，是有借鉴与启迪作用的。一万历年间，首先妄图插足于闽、台海峡一带的外国...

简论贵州宣慰司与明政府的关系

贵州宣慰司作为明代时期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其内部有着一套完整的的社会经济体系,但是又与中央政府产生各方面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土司与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阐述。

东蒙古部落在安多地区的活动与明政府的应对

明代中叶以降,东蒙古诸部陆续突破河西防线,进入安多地区,甘肃地方由"北虏南番"逐渐演变成"南北皆虏"的局面,明朝在安多地区的统治秩序也由此被打破。争取"番族"成了明、蒙双方在安多地区族际政治竞争的关键。明政府实施的以"招番"与"驱虏"为核心的整治措施,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安多地区蒙古与"西番"之间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明政府对回回天算人才的任用

明政府对回回天算人才的任用陈静明政府设官授职，任用回回天算人才从事夭文工作，可称得历史上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范例。但时至今日，有关这段历史的原委经过，由于文献资料缺乏，很少有人著文作专门的介绍。笔者搜寻有关史料，缀成此文，主要想从明政府任用回回天算...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明朝中期茶马贸易的民间化与政府的对策

一明政府苦心经营的茶马贸易制度,在中期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并开始走向衰败。史载“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茶马其一端耳。”可见,茶马贸易的荒废,早在明前期就开始了。首先是金牌制度停止。正统年间,随着蒙古瓦刺势力的强大,明政府与蒙古势力在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各卫所属番民不断遇到侵扰,徒居无常,金牌散失殆尽。另一方面,因为连年战争,明政府无力抽出兵丁从事茶运,“陕西军民转输军饷,无暇运茶,腹里卫分军官。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

明代,是我国西部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长足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元代开始的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辖,下启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明政府在藏地建西番诸卫所,设置乌思藏、尕甘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扶植佛教,册封各级僧人,确立朝贡、制度和差发赋役,开展茶马贸易,其后果不止是魏源所说的“终明世元西番患”。(《圣武记》卷5),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藏地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明朝政府对澳门的管辖

澳门历史问题始自明朝。在明朝的官方文书中,澳门被称为“濠镜”(或濠境)。明末清初,开始使用“澳门”一名。为叙述方便,本文仍沿用濠镜故称。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下)

二十三、何敏何敏即上文所载的何锁南普之子、何铭之弟,父子三人皆充任使西番使者,亦属罕见。明政府的这一安排,显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何锁南普曾任元吐蕃宣慰使,何氏家族在藏族地区是有影响的。宣德初,松潘卫军人激变生番,发生松潘之乱,何敏的出使活动,即自此始。宣德二年五月丙午升行在鸿胪寺丞何敏为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敏习番语,始由通事进。至是命与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宣宗实录》卷28)

听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演出有感

早些年我们习惯使用“音乐语言”这个术语,大家都认同这个字,对它所指的涵意也没有人怀疑过,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开始不赞成这个术语了,并且好像附合者也越来越多了,不赞成使用这个术语的人,理由好像也很充分,比如说什么音乐具有多义性啊,特别是音乐并不具有严格、明确的语义性,在语言中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在音乐中语言就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意见不仅可以作为一家之言,甚至可以说它是言之成理的,但反过来再想一想,这个术语本来就从其它学科借用来的,因此,它具有一种比喻性的特点,如果说。

华乐之声 余音萦怀——听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音乐会

海外华人奏民乐,还是中学生业余乐队,值得一听吗?——一般不知情者难免这样想。然而,当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管弦齐鸣,辉煌、悦耳的乐声在音乐厅鸣响时,全场听众立即被震惊了! 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是应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之邀。

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来华访问演出

应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于5月27日至6月2日来京访问并演出。该乐团于5月29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专场音乐会,并于6月30日与北京市中学生金帆民族管弦乐团举行了联合演出。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补

前撰《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载本刊1986年1—2期),辑录了《明实录》具名的去藏使者,略考其事迹行状,列为四十八条。仓促属稿,遗漏不免,故再纂《事辑补》。《明实录》佚名的去藏使者,以年代列目,亦附于后,藉以考明政府遣使藏地之概貌。四十九,冀忠、姜观、沈成、任俊检抄《明实录》,明代最早派往藏族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的,是洪武八年以赵成为首的政府使团,已详前文。由于政府对马匹的需求,在专司茶马贸易的机构尚未完善时,政府仍直接派出使者,去藏地市马。洪武十九年,有两条记载,见于《明太祖实录》卷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