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分析师关注、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企业投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国家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21年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股票流动性、解读研发行为,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而且明星分析师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成长性水平较低、公司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结果更加显著,体现其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解读不同盈利分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好;与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踪的样本相比,明星分析师跟踪对投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明星分析师通过正向解读投资行为途径,对公司价值挖掘,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对发挥明星分析师信息中介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与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女性明星分析师:“玻璃天花板”还是“花瓶”

近年来,明星分析师评选期间爆出的一些关于女性分析师颇具争议的"低俗拉票"行为引发了市场对女性明星分析师专业能力的诸多质疑。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A股市场明星分析师发布的31 491份上市公司盈余预测报告为研究对象,对明星分析师性别与其盈余预测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明星分析师相比男性明星分析师而言表现出显著更高的盈余预测准确性,这种盈余预测质量优势在分析师所属券商规模较小时和市场态势为"熊市"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女性明星分析师主要通过更高的行业和公司专长提高其盈余预测准确度;此外,女性明星分析师在现金流预测方面也更为准确,并且其盈余预测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男性明星分析师,意味着投资者能够识别出女性明星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优势。本文的结论表明,女性明星分析师是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冲破了"玻璃天花板"而成为以男性主导的明星分析师队伍的佼佼者,而非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相关研究工作既丰富了明星分析师预测和个体性别差异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和政策参考价值。

明星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与投资者选择性偏差——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A股2005—2012年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相对于非明星分析师预测是否更加准确,以及投资者对于明星分析师跟进股票的反应。通过控制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的公司特性变量,发现明星分析师较非明星分析师有更差的预测精确度。并根据明星分析师跟进的公司规模调整残差和过度3个月的累积收益进行分组,发现投资者对于明星分析师跟进的股票存在过度反应的现象,即持有3个月就出现收益反转。

明星分析师能识别公司价值吗?——基于分析师研究报告视角

明星分析师在中国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中介作用,明星分析师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一直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以2016—2018年手工搜集的中国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为研究样本,以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视角,研究明星分析师能否识别公司价值。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识别公司价值。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分组、非国有企业分组下,明星分析师与公司价值均正相关,且进一步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识别公司价值,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识别公司价值。

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信息传递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信息传递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检验我国证券分析师关注度与股价中公司特质信息的关系,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与公司层面信息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证券分析师对公司信息的解读和发现能力不足;进一步关于明星分析师的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能提高股价中的公司信息含量,且明星分析师对上市公司信息的解读能力要优于普通分析师。

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以2015—2020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有助于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进程。机制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可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股票信息含量、增加研发投入、提升营运效率和增强产品获利能力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进程。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数字产品服务业、高技术企业、公司规模较大企业组中,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说明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好,需要审慎认知;当企业处于不同融资约束情境时,实证结果均显著,体现了明星分析师第一名的较好专业胜任能力。

明星VS非明星:分析师评级调整与信息属性

本文以2001—2010年明星及非明星分析师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4 643次评级调整为样本,研究不同分析师在提供公司特质信息及行业层面信息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1)明星分析师向市场提供了更多公司特质信息,而在行业信息层面,两类分析师并无区别;(2)专注程度越高,明星分析师与市场反应中公司特质信息成分的正向关系越显著,表明专注程度是其挖掘更多公司特质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对明星分析师的"名气"假说进行了排除,同时考察了牛市、熊市对两类分析师提供信息属性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分析师报告信息属性的文献,对理解明星分析师的荐股评级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星分析师的推荐评级更具价值吗?——基于媒体关注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1年证券分析师的推荐评级数据和《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媒体关注、分析师等级和推荐评级价值的关系。本文发现,分析师等级与推荐评级价值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一般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的推荐评级价值更高,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并未降低明星分析师(区别于一般分析师)的短期超额回报,明星分析师的短期超额回报更高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而不是运气、信息披露和"内幕消息"等因素。除此之外,媒体关注度越高,股票的信息含量便越充分,由于明星分析师的专业能力(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更强,明星分析师便越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获取短期超额回报,随后的实证分析虽然发现这种差异在长期出现了反转,但至少部分的解释了明星分析师区别于一般分析师的专业能力。

乐观的分析师更可能进入明星榜单吗——基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考察了分析师乐观程度与其获取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越高,入选明星分析师的概率越大;且当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利益关联紧密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整体乐观的分析师确实更容易进入明星榜单,但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对其获选明星的影响更大;分析师在进入明星榜单后,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继续予以较乐观的评级,未改善其信息质量;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其跟踪组合中非关联机构持有股票的研究报告质量更差。本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分析师声誉评价体系是导致分析师研究报告偏乐观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主要由利益关联方主导的评选机制会扭曲分析师的声誉激励,降低分析师提供的信息质量。

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同步性--基于过度反应视角的证据

对我国股票市场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1)即使明星、非明星分析师提供相似的信息,明星分析师显著降低了R^2(股价同步性),而非明星分析师则不然;(2)明星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最高组和最低组股票的平均R^2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信息提供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明星分析师降低股价同步性的现象.(3)明星分析师跟踪及评级调整与短期动量效应、中长期反转效应以及异常成交额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的假说,即明星分析师通过引起投资者过度反应而降低股价同步性.本文的研究对于认识分析师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作用以及股价同步性的生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卖空机制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吗——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中国资本市场推出融资融券制度这一"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卖空机制的引入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卖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负面消息更及时地融入股价,并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了公司的信息透明度,由此可以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提高其预测准确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由于非明星分析师对私有信息的获取较少,因此与明星分析师相比,卖空机制的引入对非明星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且,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的外部监督制约较小,卖空机制的引入更能改善其信息环境,因而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提升也更明显。

分析师跟进能够降低审计费用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分析师跟进能够有效缓解上市公司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本文从"信息中介——审计风险——审计费用"这一链条研究了分析师跟进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分析师跟进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明星分析师跟进更有利于降低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依赖分析师研究报告的程度,对于信息自给能力较强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依赖分析师研究报告的程度较低,分析师跟进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程度较低。

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来自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中信息的挖掘者、传递者以及企业未来经营的预测者,分析师具有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作用。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能够约束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和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此外,本文还将分析师监督能力和企业异质性纳入在职消费的分析中,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监督能力越强的分析师更能约束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在进一步讨论中,本文验证了在职消费在分析师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分析师关注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之后仍然存在。研究结论从高管在职消费视角,为我国分析师监督作为企业外部公司治理的有效机制提供了系统性证据。

定向增发下证券分析师评级乐观性研究

定向增发是目前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重要手段,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以我国2013—2015年A股市场的定向增发股票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外部环境影响角度和分析师自身角度实证分析分析师股票评级乐观性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承销关系、分析师声誉和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性与分析师评级乐观性正相关,而声誉高、规模大的券商以及分析师的努力程度则会对其评级的乐观倾向产生反向抑制作用。分析师评级报告发布日距定增报告公布日的时间间隔也会对分析师评级乐观性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上市公司股价与分析师迎合行为

文章以2009-2018年证券分析师对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盈余预测和评级报告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股价对分析师迎合行为的影响及明星分析师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更为紧密的利益联动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分析师更倾向于迎合股价低的上市公司,在乐观情绪下结论与之一致,而在悲观情绪下分析师更倾向于迎合股价高的上市公司。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发现,总体上股价与分析师迎合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显著存在。相比于普通分析师,明星分析师在发布乐观评级报告后的盈余预测更为准确,说明上市公司可能更偏好于明星分析师的迎合,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联动关系更为紧密。

财务分析师在R&D支出中的功能分析与经济后果——基于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财务分析师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如何作用于企业R&D支出及相应的经济后果较少受到关注。基于此,以2007—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分析师对R&D支出的影响和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显示:(1)财务分析师跟踪显著提高了企业的R&D支出水平;(2)上述关系受到财务分析师声誉的影响,表现为非明星分析师跟踪对R&D支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3)政治关联强化了财务分析师对R&D支出的促进作用;(4)R&D支出在财务分析师影响经营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依据上述发现,认为未来在重视财务分析师专业能力建设的同时,应减弱明星分析师业绩压力的负面影响。

分析师声誉与盈利预测准确性的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0年数据对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声誉与其盈利预测报告的准确性进行了研究。U检验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都表明,以《新财富》的"最佳分析师"为样本的明星分析师,无论在当选前还是当选后,相对于非明星分析师,他们都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报告,即使在剔除年后发布预测报告的影响后,该结果同样显著。因此,本文有理由认为,明星分析师依靠其自身能力,而非依靠运气当选明星分析师,且在当选后,他们仍然是依靠自身能力继续取胜于非明星分析师,而非与上市公司的密切联系。

盈余错报与分析师行为调整的不对称性

以2001—2016年盈余重述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分析师是否能够提前感知到信息风险从而调整股票评级。结果发现,在盈余重述前,分析师能对向上盈余错报的公司下调股票评级,然而只对错报金额较大的向下盈余错报公司做出了股票评级调整,行为调整具有不对称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不对称性在明星分析师的股票评级中消失,这是由于明星分析师的能力和资源比较充足,对向上和向下的盈余错报均能有效感知,从而做出行为调整。

信息披露违规处罚、连锁董事公司分析师预测与分析师声誉:基于董事网络的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监管处罚公告的数据统计,研究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公告对连锁董事公司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声誉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发生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后,分析师对其连锁董事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显著降低。明星分析师发挥负面的调节效应,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预测准确性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引发资本市场对连锁董事公司的负面反应;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显著增大,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更大;分析师包括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负向偏差无显著变化。本文不仅丰富监管处罚的溢出效应研究,对于防范资本市场中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分析师声誉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分析师关注、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质量

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是一个永恒话题。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而且明星分析师关注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分析师关注与信息披露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分析师关注能够促进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分析师关注增强了内部控制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为此,应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提高惩处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