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与风格:明星影片公司早期运作策略初探

机制与风格分别代表了电影生产的一些基本范畴,它们有助于解释电影史某个特定时期影片的视听外观。二三十年代作为电影企业的成功典范,明星公司群体是这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该公司发展非常迅速,资金不断扩充,组织系统完备健全,依靠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凭借确有专长的艺术和技术人才,发掘到吸引观众的电影题材,完成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化过程,从而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并且使得电影除了作为颇有商业效应的文化产业存在的同时,有了作为一个新兴艺术种类而成长的可能。本文试图阐释明星公司早期生产运作机制、策略和影片风格的有机互动关系,管窥其在商业机制运作中的文化策略。

张石川及明星影片公司的文化策略及价值重估——在“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场域中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电影市场最有影响的力量,浙籍文化商人张石川及其明星影片公司提供了商业成功的范本。放在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场域,张石川及明星制片获得了有效的定位与阐释。即在文化视野上,它们立足于旧派的市民伦理,同时又关注新派的大众启蒙。在审美趣味上,它们立足电影的道德教化,同时又释放大众的娱乐快感。正是这种缝合性的文化配方,满足了受众的多维诉求。张石川及明星影片公司对鸳蝴传统的实践经验,为当下华语商业电影的制片策略提供启示。

电影记忆与民国南昌--从明星影片公司江西电影行谈起(1933年-1949年)

长久以来,江西游离于中国电影史表述的边缘,南昌与电影的互动一直为学界所遮蔽。然而,自1930年以来,南北对峙下的江西却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通过对民国电影报刊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南昌不仅与当时民营电影公司巨头--明星影片公司有亲密的互动,而且与国民政府的“中制”“中电”“励志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南昌并未“缺席”与“失语”于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在民国时期的官营电影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美德夫人》四重奏:民族文化大众性与民间文化区域性竞合下的明星影片公司粤语片制作发行活动

本文通过考察明星影片公司制作发行粤语电影《美德夫人》时,四易其名,两次禁映与所涉及的跨地域发行等相关历史经验,探讨特色区域文化元素(例如方言、地方戏等)融入更具广泛大众性全局观民族文化视野的可能性,并聚焦其连锁反应下引发的关于民族文化大众性与民间文化区域性在现代化视野下激烈的竞合状况。在跨语言、文化、国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文化传统的认知评价与救亡启蒙现代性的表达力度则在这种竞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边缘到中心的“草根”——探析明星影片公司的文化特质

在过往论述中,明星影片公司通常以其在商业运作和艺术创作上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载入史册,本文希望从城市空间的"日常性"现代体验方面挖掘新意,选取明星公司在上海城市文化空间所遭遇的空间交集之一——石库门亭子间为出发点,探析其呈现的带有碎片性的人文内核和价值理念,即一种草根的"文化特质"。站在文化史的维度,明星公司20世纪20年代从电影界边缘到中心的发迹史亦可视作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生机勃勃的中国电影文化的提喻,这种同构性使明星公司显示了新的独特的历史价值,而草根的文化特质又进一步成为明星公司企图独霸影坛的内在掣肘。

昨夜星沉:明星影片公司覆亡原因分析(1936～1940)

对于明星影片公司覆亡的原因,学界对此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利用明星公司向银行借款的原始档案,考察了其破产的过程,认为:明星公司自身经营的不景气造成的巨额贷款无法还清是明星公司败亡的主要原因。

明星影片公司跨文化交往混杂性特质

本文从跨文化视野出发,考察明星影片公司基于现代上海的世界主义语境,表现在语言和空间意义上的对外交往,探析这种跨文化交往与明星影片公司内在混杂性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电影文化在中国城市现代性过程中显示的历史价值。

明星影片公司与早期中国电影放映模式的开拓

在外资影院先入为主控制终端市场的殖民性境况下,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成功突围,成为中国电影民族化产业进程中的领军者。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力图回到"历史的现场",勾勒明星公司在上海开辟拓展影院市场的发展脉络,从电影产业史的研究视角探讨明星公司对开拓早期中国电影放映模式产生的意义。

明星影片公司江西电影行始末(1933—1937)

1933年南北对峙下的江西成为了民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中心,在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工作之际,"浙省密报事件"使左翼电影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在此背景下,明星影片公司受南昌行营邀请赴赣摄制反共影片,初步证实了左翼人士渗透影坛的事实。然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多元政治的博弈让左翼电影在众语喧哗中愈发含混,无奈的蒋介石政府只好在利用"私党"打击左翼电影运动的同时加快构建官营制片机构的步伐,呈现出"左翼电影运动"的另一种视角。

1933年明星公司对于电影新题材的开拓

1933年是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国产电影从这一年起逐渐摆脱了武侠神怪及言情等题材的束缚,开始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时代内容,承担社会责任。明星影片公司作为早期中国电影界的佼佼者亦于1933年发生转变,开始尝试拍摄与时代接轨的新题材。破产乡村的天灾人祸、腐化都市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等以往几乎不曾得到关注的题材在此时均受到了明星影片公司的青睐。

1920年代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以文艺界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电影制作业的展开

本论文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成果再探讨,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在1920年代上海电影制作业的实际状态。该时期上海电影制作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电影制作公司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电影制作公司要确保资金和人才、建立制作、发行、放映网的同时,还要响应改良社会、反帝国民族主义等社会对电影界的呼吁。明星影片公司的成功正是在文艺界的人际网络的推动下来完善这些条件的。

浅谈张石川对电影演员(明星)的发掘与培养

张石川作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导演、制片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有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第一家专门的电影学校,为我国早期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电影发展的早期阶段,张石川凭借着敏锐的眼光,发掘了宣景琳、王汉伦等多个新人演员,和郑正秋等人创办的电影培训学校,培养出了王献斋、周文珠等多个职业电影演员,大大促进了我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和进步。

为人民做事的音乐家贺绿汀

贺绿汀,湖南邵阳人,1924年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科学钢琴、小提琴、民族乐器及音乐理论。1931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任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加入歌曲作者协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赴华北做宣传工作。

“明星系”电影刊物运营发展的启示

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2—1937)自创办之初就把出版电影刊物作为公司运营的重要环节。文章从市场运营视角研究“明星系”电影刊物,以影片宣传与营业记录见证电影刊物发展,表征电影刊物是电影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电影消费群体培育、明星策略、广告3个角度探讨电影刊物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把电影刊物作为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受众为核心,牢牢把握主流观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平衡电影刊物的附属性与独立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明星系”电影刊物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电影《春蚕》: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市场的结晶

1930年代初期,日益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920年代旧市民电影的衰败,由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新观众群体的涌现和竞争对手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电影制作方针,迫使以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与左翼文艺合作的制片路线,以图换取市场生存空间,这就是改编左翼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春蚕》的背景。《春蚕》虽然出现在左翼电影高产之年,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或曰经典左翼电影;影片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图解占据和挤压了原先就很逼仄的艺术叙事空间;小说《春蚕》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塑造了荷花这个"女二流子"形象,但影片没能将她进一步丰满、开掘。然而,恰恰就是从电影《春蚕》开始,明星影片公司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元素,开拓出一条新市民电影的制作新路线。因此,电影《春蚕》既是解读1933年左翼文学与电影内在关联的范例,又是"明星"公司在"左翼电影年"内制片路线改变后一个可供读解的标本。

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的正面对接——以1933年的《春蚕》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迫使以生产旧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改变制片方针,主动与形成主流的左翼文艺合作。1933年明星公司出品的《春蚕》,就是改编自左翼文学的同名代表作品。影片着力于'全部配音有声片'的市场卖点,虽然票房依旧失利,但也因此帮助'明星'公司再次调整制片方针,进而开辟出新市民电影的制作路线,这是影片《春蚕》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

20年代明星公司电影类型化发展研究

相比美国电影的产业化运作及持续经营形成如今各种类型平衡发展、并能随市场需求不断进行类型更新的成熟状态相比,中国电影虽然曾经有过类型电影的生产、制作,但个别类型长期持续,有些类型短缺断档,或只在某个阶段集中出现。

寓居上海:石库门里弄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地方感”生产

在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感"、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及媒介地理学的"空间媒介"视野下,以发迹于石库门里弄的明星影片公司为历史案例,发现媒介生产与城市建筑交融滋生出物质性层面"生产电影的地方感"与文本性层面"电影生产的地方感",并且这样辩证动态的"地方感"呈现空间媒介的生产性,促进了电影与城市在连接"全球—地方"维度上的现代性。

论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

以明星影片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希望通过电影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不足,注重"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以教化人生、教化社会为主旨;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电影"艺术幼稚的时代,实在不敢太新",因而提出"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主张"在戏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插进去",探索"影戏的意味及摄成影戏的可能性"。"教化"思潮注重电影的社会使命感和教育功能,强调"主义"的表达要与较好的电影叙事相结合,努力探索电影的审美特性,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思想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观念建构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