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源流、发展与作用

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长达50年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布兰代斯大法官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他将言论自由与民主直接勾连起来,对于"危险"作出了最为严苛的界定,并且吸收了汉德提出的客观基准将一般性鼓动与煽动严格区别开来。布兰代斯大法官的这一努力在1969年终于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正式承认,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最终以布兰登堡审查基准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厘清了危险原则的历史对于准确把握这一审查基准具有重要意义。

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显而即刻的威胁”原则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公民自由传统与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在公民自由中,最主要的当属言论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判决,一方面揭示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一种重要的判决标准———“明显而即刻的威胁”原则。

影响美国新闻自由的几个原则探析——以新闻司法诉讼为线索

文章主要以美国新闻司法诉讼案例为线索探讨几个影响美国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原则。具体而言,即曾格案确立的"真实辩护"原则;申克案确立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影响埃布拉姆斯案的"观念的市场"原则;尼尔案确立的"并入条款"原则;《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以及五角大楼案对不得"事前限制"原则的重申。文章指出,这几个原则的发展为1970年代美国专业主义新闻业的颠峰状态奠定了基础,但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闻业则有些乏善可陈。

关于“明显和即刻的危险”规则的评述

“明显和即刻的危险”是美国人最为熟悉的司法标准之一，在宪政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学界围绕它的论争也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这一原则明显有违于第1修正案，因而是违宪的，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持赞同的态度。……

谣言治理的原则共识与权力边界——以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治理为中心

信息治理是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如何对待谣言,特别是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是新冠肺炎病毒留给人类的一个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社会共同抗击“信息疫情”的呼吁,说明对涉及区域性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公共安全的疫情谣言治理,不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内法之下的治理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整个世界来应对的问题。“治国凭圭桌,安邦靠准绳”。在现代社会,法治作为公认的基本治国原则,要求对任何问题均需要依法施治,其宗旨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论学贵在析理,故厘清谣言的含义、特性、危害与功能,是正确认识谣言并进而对其施治的前提与基础。在对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治理形成原则共识的基础之上,依法理划定权力干预的边界,方是杜绝权力滥用实现权利保障的治本之道。唯此,才能为人类社会应对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积极经验。

论公民交通权的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

关于公民"行"之需求,目前学界已倾向于将之视为一项权利而非反射利益。作为一项权利,其在概念术语方面,亦有多种表达方式,较之"路权"、"出行权"、"通行权"、"行路权"等,"交通权"之表述无疑最具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权利证成、属性及其子权利系统的分析等方面。有权利就有限制,基于道路资源的有限性,对交通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而具体合宪性与否应从形式合宪性、程序合宪性、实质合宪性等方面以三步骤法深入分析。

言论自由的限度理论

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品格和价值之一。但法治社会中任何一种权利都不是绝对无限的存在。法律的规定和其他正当性权利都构成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边界。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首倡的“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言论与社会安全的关系,试图在自由言论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平衡。而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为解决这一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非介入亲子关系理论之探讨

在国家与亲子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法学主要形成了自由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自由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主张国家最低限度地介入家庭生活,国家应当尽可能避免由介入行为而造成对父母子女关系稳定性和连贯性的破坏及对儿童的伤害。其基本前提是建立在对父母自治的传统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之上的。在国家的介入行为问题上奉行最低和最少限度的干预原则,这种介入原则又可被称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