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来移民与归绥地区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

明末以来的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对归绥汉族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对其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聚居的语言环境中,广泛吸收蒙语、满语及回族语言,使其发展演变快于原居地的语言,形成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与周振鹤等人的移民与方言演化关系的相关结论恰恰相反。

喀斯特地貌下的水利开发情况——以明末以来贵州为例

贵州开发较晚,相对其它省份来说水利建设较为落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水利建设采取的措施。地处高原,山多地少,喀斯特广布。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容许的范围内,发挥相对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但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明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不管人们采用何种水利技术,建设什么样的水利工程,都是在充分考虑岩溶地貌的大背景之下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明末河南永城张公墓志考绎

张公墓志是明末河南永城县张北辰的墓志。该墓志原石现仅存志底,虽有残损,仍有一千余字尚可辨识。结合《(康熙)永城县志》文献,可知张公的家世概况。铭文中散见的“食气廩”“性命之学”“内丹”“太极”等反映出张北辰是一位擅长道教气功等方术的民间炼养者。铭文中涉及的练国事、李化龙等人物信息,对研究明代河南籍国史人物及豫东一带地方史志、乡贤文化等也是难得的补证。

大器天成:明末福建文人园林的审美特质与存废密码

明末福建文人园林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地,以天然山水园为主流类型,其中石仓园尤为特出。通过与苏州园林的比较,明末福建文人园林以较大的体量和多因借少人工的造园理念,凸显了大器天成的审美特质。不论从内因还是外因来看,大体量都是导致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废弃殆尽的重要原因之一。福建文人园林是我国悠久丰富的园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清初东北地区女真社会经济兴衰管见

明末清初东北女真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是民族崛起与清朝建立的物质基础,进而影响到入关后清廷对东北政策的变化以及边疆的巩固与稳定。后金政权建立,特别是在占领辽沈地区后,鉴于落后生产方式与先进生产力的矛盾,“计丁授田”政策率先实施。在此基础上,以“按丁编庄”为代表的封建大庄园制生产形式也得以确立和扩展,并最终推动女真社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总体上的制度跨越。清初实施“辽东招民授官”的措施,反映了清廷对“龙兴之地”的重视,以及恢复东北经济的尝试。但随着入关后,关内物资的丰富供应,东北女真社会经济支撑的作用大为削弱,清廷政策也随之由开发转为封禁,从而造成此后东北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

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基于循证设计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循证设计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进行个案式一一比对研究,并明确提出《园冶》中的图式(即具有范式意义的“设计图样”)是指计成在其造园时所绘制的“施工详图”,经过系统整理和逻辑汇编而形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同时,将明末郑元勋的《影园自记》与《园冶》图式进行“文图互证”,旨在将同一时期的建造说明与建造图纸进行比对,并将《影园自记》视作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小木作”营造的技艺文献。通过验证与比对的研究路径,以呼应阚铎所提及的从“园冶图式”到“建筑图像”的循证设计研究方法。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大学》《中庸》退还《礼记》与明末清初理学的自我批判和转向

《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退还于《礼记》中的倾向。明末清初学者在将《大学》《中庸》退还《礼记》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东林学派顾宪成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将两篇退还《礼记》后,加入理学新经典来重构“新四书”,从内部对理学系统展开修正。其次是焦竑、郝敬及王夫之等人提出恢复《大学》《中庸》原本的礼学特质,将两篇退还《礼记》以保证儒家之道的完整性,但其实质在于去除两篇以本体心性为核心的理学解释。最后阶段以陈确、姚际恒为代表,他们通过作者、文本等文献的考证斥责《大学》《中庸》并非孔门圣学,由此动摇了理学的经典结构体系。明末清初的《大学》《中庸》退还《礼记》运动是晚明理学自我批判与反思的产物,这种退还行为动摇了宋元以来的“四书”经典结构,反映出明末清初儒学由虚转实的新动向。

明末忠烈词人万惟檀生平及著述考论

万惟檀是明末以死节尽忠的事迹而见称、以《诗余图谱》的编撰而传世的一位忠烈词人。约出生于万历中期(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于崇祯十五年农历年末之际(1643)殉难,年约五十出头。兖州府曹县人,万爱民从子,其父盖为万俊民。崇祯元年恩贡生,七年至八年任曲阳知县;约十年至十五年入松江府幕、摄篆华亭县;十五年冬赴任保康知县,阅三月,李自成军陷城,不屈而死。与陈继儒、单恂、张慎言等交游,有诗词唱酬,颇获称誉。其著述数种除《诗余图谱》梓行外,余多散佚,清万名炜辑抄其《乐园遗稿》仅存诗四题五首,凡七绝四首、七律一首,可略见其诗歌特色与成就。

明末清初赋学通变论

从赋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赋学的转型期。“通”中有“变”是明末清初赋学的主题。“通”表现为对汉赋经典化态势的延续,对汉魏六朝赋学理论话语的阐发;“变”体现在赋注的衰减、赋评的勃兴。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对汉赋作品的汇编是汉赋经典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对六朝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构成了明末清初赋论的主体框架。汉唐尚注疏,宋明重议论,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是学术大势演进的结果,万历以降兴起的《文选》评点丰富了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而从注到评的转捩反映出赋学发展方向的转变。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探究明末清初文人画的感伤主义情怀

明末清初之际,感伤主义被赋予了时代含义。明末清初文人画中感伤主义情怀不仅是对个性的表达,更是对品格精神的坚守,即使这种坚守可能会让画家感到痛苦、孤独、抑郁、感伤。经过无数次的自觉或被迫的尝试,他们仍无法妥协,寄情于艺术,寻求心灵慰藉。这种矛盾心理和痛苦的精神体验使得他们的艺术作品极具生命张力和力量感,凸显了感伤主义情怀的精神内涵。明末清初文人画的感伤主义情怀不仅是时代价值的体现,更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

基于中国园林景观视角论西方绘画对明末清初民间古籍插图刻绘的影响

明末清初民间古籍插图刻绘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研究,能够揭示那一时期“图像生产”变革的动因以及“园林图像”在二维纸面得以呈现的形式建构原理。文章从宗教题材版刻插图中的“风景建筑”作为其画面背景、科学译著与著作中关于“制图”原理技法的插图、民间山水版刻插图的代表作《太平山水图画》出发,基于以上3个层面来阐释明末清初民间古籍版刻插图刻绘的演变历程,从中可见西方绘画对明末清初古籍版刻插图刻绘产生的影响,不仅包括绘画技法层面的选择性吸收以及中西合璧式图像制作,而且还进一步扩展了“如何表达景观”认知思维层面的精准性逻辑生成。

明末同善会流播考

明末同善会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的倡行,同善会首先在江南地区流布开来,万历、崇祯年间苏州府吴县、昆山及太仓州先后由地方官绅创设此会,并频施善举。尔后,夏允彝出任长乐县知县,亦将同善会由江南地区传衍、移植至福建,拟订《同善会议》,“与保甲相翼而行”。与此同时,南北诸省有些世家大族,如无锡华氏、吴江叶氏、太仓王氏及山东曹县武氏、乐安孙氏等,皆曾倡行同善会,赡贫族,赈饥民,以化民成俗,维系地方社会安宁。明末同善会的流播,可谓“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从中也映照出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经世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

优游于艺术——明末徽商与江南艺术市场的文化互动

明末,古玩字画等艺术品逐渐商品化,货币成为艺术品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其交易方式与普通商品相比更具复杂性和隐蔽性,交易价格反映出“以古为贵,以名为尚”的时代审美特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交易主体,徽商在艺术品鉴藏等活动中建立了价值体系与社会认同,对推动江南文化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为当下中国艺术市场实践提供了参照.

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中的科学思想

“格物穷理”一词源于宋明理学,是中国本有的概念。徐光启等一批明末清初士人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吸收了大量科学思想,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格物穷理”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中蕴含着实证性、实验性科学思想和实用性科学技术。实证是“格物穷理”之体,实验是“格物穷理”之法,实用是“格物穷理”之用,三者一起构成完整的“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不仅是当时士人用之改造中国社会的群学自觉,还是一场推动当时中国向近代科学化转变的运动。

从《园冶》铺地篇看明末园林雅俗之辨

计成是明代著名的造园家,《园冶》是他根据自己一生的造园实践创作的一部作品。尝试从美学、历史学角度切入晚明社会,以《园冶》铺地篇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园冶》中的造园艺术与美学思想,并从3个维度上进行研究。一是介绍《园冶》铺地篇,强调晚明时期是铺地重要的转折时期;二是从铺地自身的角度进行解析,总结铺地脱俗之法;最后,以铺地雅俗为前提,探析明末造园家的雅俗观。

论明末清初武将精英参加云贵军事平叛活动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政权林立,暗流涌动,各种社会势力在进行重新洗牌和组合,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且产生英雄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云贵因地处我国西南部,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尤其成为多股势力角逐之所。武将精英以时代发展为依归,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听从朝廷召唤,积极参加云贵各种军事平叛活动,如邓子龙设计平“五开卫兵变”、刘綎勇猛征播建奇功、赵良栋平吴叛乱创头功。这些军事平叛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云贵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推进了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丰富了云贵武将精英文化内涵。

经营乡约:明末清初的乡约实践——以徽州为例

以明崇祯徽州府歙县乡约和清顺治徽州府祁门县赤桥乡约为中心,对宋明特别是明末清初徽州乡约的沿革、演变、内容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认为包括明末清初在内的宋明以降徽州的乡约,其演变与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堪称全国乡约实施和运行的典范之区。但因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差异,徽州乡约也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诸多自身特征,显示了乡约组织和约正、约副地位变化及职能变迁的复杂性。明末清初徽州的乡约是宋代以来乡约的延续和发展,它既有全国乡约普遍性特征,又有其自身独有特征和时空差异,特别是顺治四年(1647)祁门县赤桥高登乡约,完全采取自发创办、自主经营方式,维持乡约运行长达124年之久,堪称乡约经营的成功典范。徽州乡约的行政组织化和乡约正、副等官役化的起始时间,最早出现于明代万历后期而非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