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军荥阳大会考异

史书所载荥阳大会,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力,直至今日,一些论著都把它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而载入。但是,这次大会究竟有无,实为一个疑案。清初人吴殳就明确指出:“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者荥阳,讹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但因该书刊刻较晚,故未为清代史家所重视。1962年方福仁著文对荥阳大会提出质疑。(《明末农民军荥阳大会质疑》,载《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最近赵光贤亦著文考辨,认为这次大会“恐怕也属于子虚乌有”。(《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为了弄清史载荥阳大会真相,我们查阅了有关材料,并赴荥阳作了一些考察。本文略陈管见,以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明末农民起义军初期入川作战问题探讨

明崇祯六年(1633)底和七年初,集中在河北的各部农民军,纷纷渡过黄河,实行战略转移。其中,一部分向西进军,有的入四川,有的进陕西;一部分留在河南、湖广,牵制敌人。入川者为谁?是否有李自成和张献忠?文献记载大有差异,史学界的看法也各有不同。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首先,欧阳直的《蜀乱》认为,崇祯六年,张献忠所部农民军曾入四川,旋退回湖北;而崇祯七年入川者,无张献忠。“癸酉(即六年)流寇张献忠自陕西战败,遁入川。部院洪承畴,总兵左良玉等率师追之,径入楚。……甲戌(即七年)一斗粟、中斗星、过天星等踞巴山,摇黄贼、夺世王、争天王、争食王、行十万、马朝。

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的活动及影响

明朝末年,神宗熹宗,昏愚无能,政治腐败。皇族地主,兼并土地,盘剥农民。加之北方连年天灾,旱涝相继,飞蝗遍野,真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又急。”人民苦不堪言,唯有揭竿而起。天启七年(1627)三月,斗争的峰火首先在陕西澄城县点燃,饥民群起,杀死不顾农民死活的知县张耀斗。次年(1628)

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在武陵山区的“消失”与身份“暴露”

康熙三年(1664年),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或死或降,其部众散入巴山、巫山、武陵山区,长江、清江沿岸,不知所终。散入这些山区的农民起义军余部及其后裔,隐姓埋名,纂修族谱和口头传述,没留下任何曾经是起义军的"把柄"。四百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在意,极少有人去考察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的踪迹。利用"方言岛"理论、移民的本土化理论,通过梳理农民起义军余部在巫武山区最后活动的情况,可以认定清江中游存在一支明末农民起义军部众的后裔。

论明末农民起义军回族领袖马守应

出身于回族的起义领袖马守应,是明末农民战争中重要农民领袖之一。他很早就参加和领导了农民起义,并且始终坚持了反明斗争,直至因病逝世。他的斗争事迹,已经引起史学界和民族史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的专论。本文是根据我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史料写成的。限于涉猎的文献不多,还很简单粗略;有些肤浅的分析,也不一定正确,甚至会存在不妥或错误。仅供给有志于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参考,并请大家不吝指教。

明末农民起义军与官军纪律的比较

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从来对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有意诬蔑,而以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及其袖领更为突出,如诬蔑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说:「性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从来对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有意诬蔑,而以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及其袖领更为突出,如诬蔑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说:「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儆炙嫡畔字摇附湟陨比硕嗌贁浌Υ?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②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然要有许多人被牺牲的;但被牺牲的究竟是那些人?而又是被和谁牺牲的?这一切一切都写在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的账上,造成了凡起义者都是「残忍」和「嗜杀」的观念或结论。但他们的歪曲诬蔑华竟不能掩蓋全部事实的真相。现在我们就根据封建统治者自己所写的历史,来把明末农民起义军和「官军」的纪律作一比较。从这个具体的史实中,来说明究竟谁是残忍和嗜杀者吧。需,悉取于所历之有司,名曰借办,致城市空虚,孑遗尽绝,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跄而走。麻城,文灿壻家也,戚里如是,余可知矣。三月在靳水,其兵杀乡民报捷,民家环哭,竟不敢治一兵。靳水、文灿家园也,乡里如是,余可知矣。是以捷报日张,「寇」势愈炽,十三家之「贼」「蹂躏」南阳、汝宁、如履无人之境」。(明史卷二六○余应桂传)「官军」杀良冐功,在当时成一普遍现象,「黄梅贡士呈而上言:今兵不杀「贼」,反以仇民,社会组织窮乡男妇,匿林逃难,割首献功,以愚主将,主将以愚监纪,监纪不知,逐奏其功,此弊踵行矣。」⑥其实主将监纪,何当不知,们是为了他自已小统治集团的利益,不肯暴露。

明末农民起义军永宁大会考辨

《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刊登李光壁遗作《明末农民战争由防卫转入进攻的一次军事会议——永宁大会》。该文称:永宁会议召开的地点在河南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时间在崇祯十四年五月;出席会议的农民军领袖除李自成、张献忠外,还有老回回。

明末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清的史实

高級中学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三十二章明末农民战爭中有一段話說: “农民軍的主力进入山西,迅速占領太原、大同和宣府,由居庸关进逼北京。他們派人到北京会見崇禎皇帝,提出联兵抵抗清軍的主張,明政府拒絕了。”此一段历史,正史如明史明鑑等均不載。去年我教中国中世紀史时有在中学任教的同志問我出处。我因明史不熟,仅記在明末清初笔記中看过,并不記出于何处。我系郭灵中先生說:玄覽堂丛书本怀陵流寇終始录有共事,并承檢出相示。甲申三月乙己云: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爆发过多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可是,他们英勇奋战的结局不可避免的都失败了。史学界曾经有很多同志著书撰文来研究这种失败的原因,不少具体问题也被逐步地提了出来,流寇主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明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农民大起义,也是在“流”字上表现最突出的农民大起义。在过去的有关史籍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明末农民起义军称为“流寇”、“流贼”,《明史》中记载农民大起义的部分也叫《流贼传》。 基于这种历史现象,早在四十年前,就有研究者提出了流寇主义的问题,认为在这种长期流动的作战方式之中包含着一种流寇主义的政治路线。

试析明末农民战争的“流寇主义”

明末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最后仍然陷于失败。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重要的原因是“流寇主义”,即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事长期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明末农民战争的确存在过“流寇主义”,即从事流动作战的战略方式,给农民战争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明末农民战争并不是始终采取流动作战的。

王二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与方福仁先生商榷

《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刊登的方福仁的《从王二谈到李自成在明末农民战争前期的地位》一文(以下简称“方文”),不为传统之见所囿,能够自辟蹊径,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读后很受启发。但又觉得有些论点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历史现象。不仅中国有,在欧洲也屡见不鲜。如俄国的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并不反对沙皇,反而以蒙难的沙皇的名义,来号召和领导起义。在中国就更多了。连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也曾自称为建文帝孽子的后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对“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动力”说的质疑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众所周知,这是“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动力”说的一条重要的理论依据。“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事实。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明末女杰毕著其人及“流寇”说辨正——读珍本小说《中国十二女杰演义》一得

晚清珍本小说《中国十二女杰演义》拂去近百年的岁月尘封,近日于苏北古城淮安被发现而公诸于世,为明清小说艺术宝库再增异彩。 小说作者毛乃庸以晚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产生的男女平权、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胆叛道精神,搜集十二位巾帼史料,结合野史稗乘、传说轶闻,编织成篇。

明末大西军在四川“屠戮生民”之问题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是几与李自成齐名的历史人物。他于1644年初,率领一路军马由湘西进入四川,到该年年底占领了整个四川省,建立了“大西国”农民政权,改元为大顺,张献忠称为皇帝。1647年,张献忠兵败身亡,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诸将领率领下退出了四川,转战于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各地。张献忠的这支农民起义军队,在占据四川三年多的时间里,对此“天府之国”所造成的变化及影响如何?本文拟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明季有关张献忠兵据四川的很多史料,大都说大西军在四川军纪不好,杀人无度。

农民战争与土地问题

探讨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论者常“以土地兼并”作为回答,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土地兼并与每一次农民战争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因果关系,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多种角度去加以探索的问题。一土地问题是否农民战争的核心?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问题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在唐以前的历次农民战争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土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宋以后虽然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但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却是明以后的事了。

中国农民战争革命口号的实施问题

研究中国农民战争革命口号的实施问题,是解决中国农民战争革命口号评价问题的关键。本文认为,从实施的情况看,反封建的程度愈高愈难于实施,因而对革命的推进作用小;而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根本、反封建程度不高的口号反而易于实施,因而对革命的推进作用大。

《庚子销夏记》里的“故内物”:明代宫廷书画收藏之流散考论

一、引信明初,内府书画藏品大半自徐达破元所得内府物,而元内府书画又多自宣和所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内府图籍的传递被视为王权正统性的传承。终明一代267年,经历朝蓄藏,内府图籍至明末已达相当规模。然而,明内府所藏图籍却在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战火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