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两朝对壮族的统治政策——明清时代壮族史研究(三)

序论笔者以明清两朝华南少数民族诸集团中分类为所谓“汉化”型的广西非土司型的壮族为对象,从一族源与生态,二壮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侧面进行考察,并将以下结论作为一种推测提出来,以就教于史学界。

浅析明清漆器如意纹饰

明清两代漆器工艺空前发展,继承宋元基础,推陈出新,开启了漆器工艺发展史上的新高潮。明代“漆园”“漆作”“果园厂”等官办场所及各地“民坊”制漆各展风采,第一部集漆工艺之大乘的古代漆工专著《髹饰录》著成,均标志着明代漆器工艺发展的繁荣新态。清代漆器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为最,装饰华丽、工艺精湛,以地方为代表的特色制漆工艺百舸争流。明清两朝漆器发展堪为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

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

本文从宫廷侍奉、造办、纂修、教育、守卫、行政这六种机构及人员方面,对明清两朝的宫廷情况进行对比,总结清代宫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及影响。认为:清代每日出入宫廷的人员,大部分是外部男性,太监数量比明代大减,盖与满族男女之防的旧俗不像汉族之森严有关;而每日都有较多官员入宫与皇帝办理政务,则是清帝对宫廷制度的重要改变,与满族皇帝勤政、吸取明代教训以维护满族主体统治有关。清代宫廷的这些变化,对清代政治也产生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明清两代云南商业发展概述

明清两代云南商业发展概述吴兴南明清两代，是云南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明代，随着移民实边，农业垦殖事业不断发展以及矿冶业的兴盛，加速了云南山区经济的开发，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各级政权和军事统治中心所在地，在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了众多大小不一，功...

明清江西书法的家族传承现象论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书法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书法技巧一向是私相授受,秘不外传的“家法”,轻易不传外人。当代书法研究,往往注重对书法大家个人的研究,对于其家族传承研究较少,对其家族成员书法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为此,本文以江西明清两朝解氏、李氏、陈氏等家族为例,从父子、兄弟等关系方面对明清江西大家族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分析,探讨家族传承对江西书法史的影响。

明清两代的烟草生产

明末清初的稻米、大豆、棉花、蚕桑、木材、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棉纺织、蚕丝、丝织、榨油、榨糖、造纸、制茶、编织、晒烟等农产品加工经济的生产,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农业结构、产业结构都得到了调整,终于导致了商品生产的地位超过了自结性生产,手工业生产地位超过了农业生产地位。以烟草为例,嘉庆江西《新城县志》记载:“种烟重其值,于是雇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乾隆间、江西瑞金县“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树谷,而聚千百锉烟之人。”广东地区也是“唯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

将历史诉诸有理性的情感——简评《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

在众多的读书人中，编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被动的读书者。在做编辑的十余年中，读书审稿几为每天必不可少的事，一切都在程式化、职业化的轨道中运行。职业化的被动阅读常常是沉闷和枯燥的，不过，也有意外收获的时候，有时能在不经意中发现一些让人在思维和心智上都深受启发的书。周荣博士的《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便是这样一部史学新作。如果不是由于职业的原因，也许没时间去主动地读这样的学术专著．然而审读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部著作不仅语言流畅，其背后还隐藏着作者较深的学术追求。

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特点的对比研究

13世纪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开发一直停留在间接统治的水平上,仅在贵州设置边郡及羁縻州县。由于开发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施政目标上排到极次要的地位,因而对贵州的汉移民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所迁入的有限汉族移民往往被当地的土著民族所同化,或者逃归中原。因而13世纪以前见诸史籍的汉族聚居点到今天大多难以确考。

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统辖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六县,有土地面积10,800平方公里。对这一粮食生产较为发达的丘陵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认清作为典型农业区的江西的历史面貌,了解抚州乃至于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历史根源有所裨益。舛谬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明清两代对孔府的”优渥”事例

山东曲阜孔氏贵族地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从明清到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特殊恩宠和“优渥”,致使孔府在全国不仅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从而成为明清两代全国首屈一指的“安富尊荣公府第”和“文章道德圣人家”。本文从《孔府档案》中,关于孔府优复恩例类的一些未编号档案资料,和《国朝恩典节略》等的有关记载,进行这方面的论述。崇儒尊孔,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明太祖洪武元十一月,明王朝即将衍圣公官秩,由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阶资善大夫;永乐二十二年。

明清两代几本地质译著简评

我国浩翰的古籍宝库中,保藏着人类最早、最丰富的地质思想记载和地质事件的记述,诸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1100—770BC),《周礼·考工记》(1027—379BC)。《管子·地数篇》(475—221BC),《禹贡》(475—221BC),《竹书纪年》(1831BC记述夏帝泰山震),《山海经》(500—400BC),《华阳国志》(?—345BC),《续汉书·郡国志》(265—317),《史记·货殖列传》(45—86BC),《东观汉记·地理志》(61BC),《博物志》(265—317),《太平寰宇记》(93BC—1007),《抱朴子》

明清两代官营织造业生产规模的比较分析

官营织造业是历代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典型的封建经济部门。人们认为,“清代官营织造手工业远比明代的范围和规模要小”,以此论证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经济已趋于没落。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从明清两代官营织造机构的年产量、工匠人数和拥有织机数等方面作一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清代官营织造业的生产规模实际上超过了明代。这就反映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形态仍然处于十分稳固的地位。由于明代和清代的官营织造业各有一个兴起和衰落的动态变化过程,所以,为了可资比较,本文选取明清两代中生产能力最强时期的资料进行对照。

明清两代马球运动并未绝迹

马球是我国古代盛行的运动项目之一,至今仍为内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所喜爱,其起源、发展及消亡,历来解者甚众,其说不一,有人认为马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的;

明清两代上海地区流传的花鼓戏

产生于明代的花鼓,在上海地区也甚为活跃,不过历来不为人所注意。 从秧歌到花鼓,再到花鼓戏,现在所知最早的是凤阳花鼓。花鼓最早传入上海,约在明代,据《明史》载,洪武三年六月(1370年),“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吴门画舫录》记载:“陈桐香,浙江姚江人,工演剧,非昆非弋,俗所谓花鼓戏”。旧志称上海为“古吴之裔壤”,

明清两代的禁戏法令、民间告讦与戏曲文祸

明清两代是我国戏曲创作的兴盛时期,也是封建统治者竭力打击“异端”思想,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一些敢说真话的正直人士和不少无辜者卷入文字祸端,惨遭打击。有不少事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荒唐透顶,但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明清两代政事中的廉与贪

腐败作为人们深恶痛绝的对象,自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就无时不在困扰着人类。故而在我国封建社会,倡廉肃贪成为历朝历代开明君主国务政事中的一件兴利除弊的大事。但因其阶级本性决定,无法根除腐败,所以无一例外能逃脱“一顶顶皇冠落地”的运命。且以明清两代为例:

明清两代官吏贪风小考——读史札记

明朝宜德四年,有位姓顾名佐的当朝显宦因受贿被言路纠劾,朝野一时沸沸扬扬。在京大小官员也许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去年(宣德三年)左都御史刘观因贪浊被劾落职,逐出京师时的那付失魂落迫的样子。时隔一年,又有一位左都御史顾佐因纳贿被劾。两年两“宪长”,同在一个槛上栽了跟头。真格是好戏连台。那些平日里手脚欠干净的大小官员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没准儿当今天子一时兴起,动起真格的,不知要有多少人跟着倒霉。左都御史乃朝中二品质大员,是王朝最高一级监察机关——都察院的首长,位尊权重,况明之御史专纠察百官、司掌风宪,镇抚百僚,本当自身清廉以为表率。故明律有“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的规矩。为慎重起见,朝庭特简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就此案出面察审。朝野上下都等着瞧好戏。

明清北京会馆的功能探析

历史上的会馆最早出现于京城,有史可查的第一所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芜湖县志》载:"京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1]以此为源头,拉开了会馆五百多年的兴衰史。在明清两朝,会馆广泛分布于京城和其他城市。这其中尤属北京的会馆年代久远、数量众多,无论是对北京城市的发展。

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政治态度转变论考

黄宗羲为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顺治十五年(1658)前,他以明朝为“本朝”,对清朝持敌对态度;顺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十七年(1678),他的态度有变化,以“有明”代替明朝,用“北”字比喻清朝,不再指责清廷;康熙十八年(1679)后,他承认了清朝执政的合法性,用清年号,称康熙帝为“圣天子”,与清朝官吏交往。黄宗羲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到后来承认清政府执政的合法性,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表现,也是他与时俱进观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