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学术接受史与明清学术嬗变

郝敬被黄宗羲等大儒推为经学宗师,于反思理学、复归经典等问题皆为清学先行者。黄宗炎、胡渭、阎若璩等清初一流学者均受其启发。明末清初学界对郝敬的接受呈现辩证的张力:既赞许其创解又批判其立异,既赞许其识见又批判其臆断。这体现当时学术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乾嘉以后,在实证精神驱动下,明清之际的学术多元性渐被以客观性为单一追求的新典范取代,学界对主观创造渐少包容。在注重客观性的朴学典范下,乾嘉学界对郝敬的接受渐倒向批判一面,其曾备受推重的创解与识见反而成为被批判的标靶。在清学典范建构过程中,即使曾对清学有引导之功的明儒也难免成为佐证清学优越性的垫脚石。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运用数学语言和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明清学术四杰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中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文献学视野下的明清学术

明清二代具有截然不同的学术特性,以传统文献学的若干主要方面考察比较,差异明显,勿庸置辩。明清最高统治者一为中原汉族,一为边疆少数民族,依中国历史通常所见及一般认识:汉族文化高于少数民族,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之后,往往接受汉文化乃至终为同化,因此明清之别尤值得探究。其原因除前人所述学术自身演进变化之外,不能忽视蒙元影响及其造成的朱明胡化因素,另二代宫廷教育及由此形成的帝王修养的差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献学领域反观学术史及一定时段历史发展,或可有所启发和增加新的认识。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明清学术文化对小说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我国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年代,也是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学术文化促进、丰富了小说形式和内容的演化。

气学——明清学术转换的真正开启者

关于明清两代不同学术典范的转换及其成因,学界或者以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来说明,或仅仅诉诸明清改朝换代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外缘性的条件。只有从明代理学的总体走向出发,尤其是从朱子理学到明代气学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出发,才能揭示从明代气学到乾嘉汉学的一贯性;而气学本身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阳明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其本身所突出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实然求知趋向,不仅表现了其与乾嘉汉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其对明清学术典范转换的开启与促进作用。

从越中到甬上——证人书院讲会与明清学术转型

从晚明到清初、从越中到甬上、从刘宗周到黄宗羲,"证人书院"讲会的变迁是明清之际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转型之中一个重要个案。晚明刘宗周等人越中证人书院的"证人会"旨在体证"性命",故重"内圣"之学;清初黄宗羲等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经会",旨在通过讲会的论辩疏通经典文句、寻绎典章制度之学以经世济民,故重"外王"之学。甬上证人书院讲会虽然以承继刘宗周蕺山之学为己任,其制度与内容也有越中证人书院讲会的影响,但是其学术重心却从"义理"转向了"考据",最终造就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综述

2009年11月2—4日，由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召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蓬父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会议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隆重召开，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名海内外学者与会。学者围绕萧先生“早期启蒙说”及明清学术之问的接续与转进关系，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2009年“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会议综述

为纪念我国著名哲学史专家、国际知名教授萧蓬父先生对中国哲学特别是明清学术、思想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2009年11月2-4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蔻父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会议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隆重召开，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名海内外学者与会。

二十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

以梁启超、钱穆、侯外庐为代表的20世纪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可被看作是三种典范形式。所有其他的研究,或是接近,或是综合这三种范式。在21世纪里要实现对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新突破,必须充分、合理地继承这三种范式所取得的成果,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其成就。本文认为,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看,梁、钱、侯三人的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皆是从研究者自身经验出发,对明清思想中与自己经验相适应部分的一种超时空的对话,因而皆是一种"学术偏见"。然而,正是这种“学术偏见”体现了20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开放的倾向”。

“明清学术与现代中国知识之形成”研讨会召开

2012年6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明清学术与现代中国知识之形成＂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

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综述

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和安徽大学文学院等五家单位共同举办，由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所承办的“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研讨会”，于2007年6月20-23日先后在安徽大学、桐城市举行。出席会议的学者七十余人，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主要内容有：

后五四时代明清启蒙学术思想谱系的建构

一直以来,"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界标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然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一种象征符号。而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话语,常常为其后许多人文价值问题的学理追溯,提供了丰饶的思想资源。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后五四时代,在启蒙话语模式下,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谱系是怎样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启蒙话语模式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

试论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的原创精神

以哲学思维与史学精神为基本内涵的明清浙东学术能流传不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素固然很多,其中蕴涵着强烈的文化创新意识、特别是这种创新常闪烁着原创性的历史色彩,才是浙东学术文化受到世人瞩目并至今具有积极意义与借鉴价值的最根本原因。

“古学—俗学—缪学”——钱谦益的“学”论及其诗学批评

作为承明启清的诗坛巨擘和杰出学者,钱谦益关于古典学术之发展演变的体认感知与理论建设独树一帜,且惯于从“学”的角度和层面阐发论述其文学思想。基于对时弊现状与早年经历的反思,钱谦益敏锐觉察到明代士人因科考和心学而逐渐败坏的学术风气和日益空疏的学问素养,创造性地拈出“俗学”概念并作诠释及批判。根柢于正统经史的“古学”历三变之后,堕落并衰败为当世之“俗学”,在此基础上钱谦益更进一步引入“缪学”之说,进而系统性地提出“古学—俗学—缪学”三级理论架构。钱氏诗学批评亦以其“学”之体系为理论前提及统摄线索而展开,他以如“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竟陵派等批评对象所接近“古学”“俗学”“缪学”的程度为参考标准进行相关剖析与界定,并借助《列朝诗集》的编纂及人物小传写作全方位展现晚明诗学谱系,勾勒相应的诗学发展脉络。

梁启超与钱穆对清代学术不同认识之初探

梁启超、钱穆两人由于人生经历、成书时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导致了他们对明清学术与思想的看法出现差异。这种学术看法的差异及学术创新精神,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历史学习、研究的入门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跨越時空的學術争鳴——以《四庫全書總目》對胡應麟的商榷爲中心

《四庫全書總目》在32篇提要及類敘中徵引了明代學者胡應麟的觀點,其中大多數的引用都是對胡應麟的商榷,也存在著對胡應麟誤讀、誤引的錯誤。從内容上看,《總目》對胡應麟的商榷主要集中在文獻學的考證和詩學的批評上,其中存在著館臣主觀和錯誤的判斷。館臣對胡應麟批評的基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清代學者朱彝尊的影響,並通過明引、暗引朱彝尊的著作對胡應麟的作品進行商榷,造就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學術争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