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探索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是形成于商品经济时代乡村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明清徽州乡村的善治和繁荣。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助力。在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时,需要寻找乡村契合点,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需要结合乡村特点,构建有利于乡村开发与承接慈善行为的有效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规,以良法善治保障乡村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

本文主要采用谱谍的资料拟对明清徽州(以歙县、休宁、绩溪三邑为主)村庄的演变作一考索。 一 我们之所以选择歙县、休宁、绩溪三邑作为考索对象,是因为它们在徽州境内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地理区,新安江水系将它们与浙江省相沟通,徽州其它三邑则因地理条件而与江西省交往密切。 明清时期徽郡三邑村庄的变动是较大的。明清之际的动乱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使长盛不衰的村庄只是少数,相当多的村庄化为废墟,当然又出现了更多的新村庄。歙县从明代(1551年)到民国(1937年)近四百年间先后出现的村庄有1134个,休宁与绩溪从明代至清季先后出现的村庄分别为524和439个。我们以都为单位。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从习惯法视角看明清徽州乡土社会自治--兼论对当前村民、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以国家法为主要调整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形成了以民间习惯法为主要补充规范的乡土社会自治模式,为明清徽州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和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徽州民间习惯法文化和当时国家法在功能上的互补和冲突,对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州西递明经胡氏的繁盛

明清徽州西递明经胡氏的繁盛赵华富许多专家学者称安徽黟县的西递村古民居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国粹”。实际上，西递明经胡氏宗族还具有典型宗族的普遍性特征①，而其古民居正是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繁荣昌盛的历史见证。一，人口增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自称是李唐后裔。...

明清徽州人才的兴盛及其原因探析

梳理了明清徽州地区各种人才的类型,各类人才按照不同行业,可以划分为科举人才、商业人才、学术人才、医学人才、艺术人才等。各类人才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各种人才群体,如徽州商帮、新安理学家、皖派朴学家、新安医学家、徽派画家等。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明清徽州的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明清徽州能够产生众多人才的深层原因有三:一是徽州宗族提供组织保证;二是徽商群体提供经济基础;三是徽州教育提供智力支持。

宗族控制与明清徽州的村落格局

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村落来说,虽然它们的选址、布局和空间组织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审美考虑,但在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所共同营造的整体氛围中,其审美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徽州人浓重的风水观念以及"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的文化习性,意外地成就了园林化的徽州村落这一审美的副产品。在徽州村落的空间格局背后,潜藏着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的影响。

明清徽州地区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研究——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当中,有关老人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诸多层面,解读问题的视角也有着宏观与微观之分。[1]这其中,老人的赡养又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它不仅与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密切相关,也是民众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们认识明清制度文化以及了解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就笔者管见所及,在以往的研究中。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牌坊旌表

明清政府对贞节妇女旌表建坊有明文规定,获旌建坊对本人和家族都是无上光荣。徽州深受宋明理学熏陶,对于这种殊荣的追求和向往更为强烈,徽州牌坊是现今全国牌坊数量最多的。贞节牌坊作为宗族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建立既是对女性的旌表,也是宗族施展权力的象征。明清徽州正是通过中央政府的牌坊旌表,使得贞节典范不断被树立、被效仿,从而导致节烈现象愈演愈烈。

明清徽州知识精英对节烈妇女事迹的张扬

明清两朝政府对贞节妇女的旌表非常重视,但最终能获取朝廷旌表的节烈妇女毕竟只占符合旌表条件妇女当中的极少数。烈女事迹记载在朝廷只存于部分皇帝批准旌表呈请的记录,正史记载的节烈妇女也非常有限,无法使更多的节烈妇女事迹得以流传后世。于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为弥补旌表的诸种不足,开辟另外的空间来表扬贞节妇女,包括地方志的采录、家谱的录入和文集记载。知识精英的文字记载与国家旌表在社会效果上殊途同归,成为有效的教化手段,弥补了国家旌表的不足。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特殊婚姻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婚制度,以聘娶为主要形式。由于受到明清普遍的婚姻习俗和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明清徽州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婚姻形式。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特殊婚姻形式主要有童养婚、招赘婚、买卖婚、媵妾婚、抢逼婚、冲喜、奉夫木主成婚等。其特殊婚姻生活表现为守活寡、无性夫妻生活以及守贞岁月中性的苦闷与压抑等。明清徽州节烈妇女长期处于孤独苦闷的生活环境中,其生理和心理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扭曲。

一部富于学术创新的徽州社会史研究力作——读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

卞利教授撰著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一书,在研究的架构、理论与方法、观点与结论、资料等诸多方面富于创新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这是近年来研究明清徽州社会史著述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它的问世有助于推动徽州社会史向纵深发展。

徽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李琳琦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李琳琦教授所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 ,既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力作 ,又是一部跨学科多方位地论述明清徽州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特点及其内在规律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选择新视角 ,提出新问题 ,开拓了徽学研究新领域 ;二、运用新方法 ,构建新框架 ,探索了徽学研究的新途径 ;三、采用新材料 ,研究新问题 ,实现了徽学研究的新突破。

明清徽州宗族疾病救助研究

在明清徽州宗族秩序的构建中,处理好族内的疾病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明清徽州通过家训、家规等形式,作了一系列族内疾病救助的规定。围绕规定,还有一系列具体的举措与安排,如族医的设置、医药的储备、义田的设立,从而使这种救助得以实施。这样做的原因,与明清徽州统宗收族的理念、孝文化的传播、徽商的兴起及徽州社会对医者职业的认识密不可分。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