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广东明清方志中有关瑶畲文献的渊源

在前代文献的基础上,明清广东方志形成一系列关于瑶畲描述的经典文献。其中,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为潮州畲人描述文献的源头,嘉靖《惠州府志》《兴宁县志》为描述东江流域瑶畲文献源头,万历《肇庆府志》《德庆州志》为西江流域地方志瑶人描述的核心来源。这些文献对于后世瑶畲印象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明清方志的特点及其国土学价值

明清方志中记载着大量的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信息,且具有综述性、地域性、实用性强,地理信息丰富,资料较为原始可靠的特点,这为国土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明清方志所记载的自然资源信息,至今仍在国土勘察、国土规划、国土整治与开发、国土管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现实意义。

从明清方志看大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变迁

古代大同地区曾相继撰修数十部地方志,现存24部,其中明清方志21部。现存明清方志反映出该时期大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社会发展体现出"重武轻文"到"偃武修文"的趋势;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落后,但工矿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三、文化教育发展呈现出"武强文衰"的畸形发展状态。究其原因,首先与大同地区长期战争频发历史现实密切相关,其次与本地的社会传统有一定关联。

明清女性节序风尚与方志文献的“书写”

明清肇庆方志多设有“风俗”栏目,真实地记录了民众的集体性社会风俗,其中也有女性的史料,这些女性史料与方志编修的“列女”栏目书写少数典型女性的贞孝节烈不同,书写的是大众女性生活,反映了明清肇庆地区女性岁时节庆生活的多样化、自由性,甚至具有男女同娱和岭南巫风的特色。

特殊重视下的扭曲:明清方志“列女”条目异变现象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评价人物需要'盖棺定论',但明清部分方志却出现了为尚在世女性'生人立传'的奇特现象。'生人立传'现象的出现并非是方志编修者的失误,而是刻意为之,当时的方志学界还曾就女性是否可以'生人立传'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同时,明清部分方志还存在着'列女'条目独立于'人物'部分之外、收录人数和篇幅畸形膨胀、传文内容程式化和空洞化等有违传统史书编纂原则的异变现象。明清时期部分方志编修者注意到底层穷苦女性在史志修纂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并且自身缺乏留下相关材料的能力,因此他们主张给予女性人物特殊照顾,以免她们的事迹在相关知情者过世后湮灭。而明清时期社会女性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变化则是方志'列女'条目诸多异变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理学影响下,史学开始变得非常强调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节烈女性群体因为自身言行符合纲常伦理秩序要求,故而在方志编修过程中得到特殊的重视和照顾。节烈女性群体和方志编修这两者本身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工具。

皖北旧方志中明清女性文学史料探析

皖北旧方志中保留了明清时期该地女性文学创作的史料,虽少而零散,却蕴含有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部分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皖北女性的文学生活状况,得以在旧方志连篇累牍的节烈记录中,展示入史女性的另一种面貌。明清皖北女性的经历与创作,体现了中国更广大的内地女性之生存状况,成为全面了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的重要资料。

《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所载吴震生史料辨正

赵景深等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所载清代戏曲家吴震生之史料,存在着误录、错记、漏收诸种情况。一是将《(康熙)常州府志》所载武进入吴震生,与戏曲家吴震生混为一人;二是在引用《(乾隆)杭州府志》时,将吴震生著作名称、出处均写错;三是漏收《(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道光)歙县志》、《(民国)歙县志》等书关于吴震生之记载。

明清沧州方志石刻文献考述

地方志中包含了大量的石刻文献,然因其繁芜,欲善加利用,首先应对其做一番梳理。明清沧州方志的石刻文献主要集中在嘉靖《河间府志》、乾隆《河间府新志》、乾隆《河间县志》、民国《沧县志》、康熙《盐山县志》、民国《盐山新志》、乾隆《肃宁县志》、康熙《吴桥县志》、光绪《吴桥县志》、光绪《东光县志》《民国交河县志》、康熙《青县志》、民国《青县志》、民国《南皮县志》、康熙《献县志》、民国《献县志》等十六部县志中,经此梳理,可在校勘、辑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明清河西地方志中的“仙释”及其解读

明清时期,在修志之风的影响下,河西地区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地方志,其中大多都设有"仙释"目,用以记载从西周以来在河西地区活动的神仙、异人、名僧、高道。这些"仙释"传主的生平往往充满"奇异"的色彩,有的拥有奇能异术,有的生命终结时充满了奇幻色彩,有的还颇有文采,能与文士诗文唱酬。"仙释"作为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情风俗的重要载体,虽然其内容不乏荒诞与离奇之处,但通过对"仙释"故事的解读,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古代河西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以及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河西地区人民谋求生存的渴望和梦想。

从知识、权力到秩序:王朝统治意志与地方意识的博弈——以明清方志的编纂与传播为例

明清时期方志的编纂,常以统治阶级收集地方信息为肇始,其间承载着王朝统治意志。实际的编纂过程需要地方士绅执行,由于方志承载的“知识”展现着权力来源的功能,因而编纂方志的实质是王朝统治意志与地方意识之间的博弈。虽然编纂者常秉持“忠于史实”的情怀,但在权力攫取的过程中,方志内容终究失于客观真实。编纂者也成为了区域性叙事这个行为面前的无意识者。官方意志在下探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以及执行问题,必须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以折中的方式与接手编纂的地方士绅们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类似于契约的权力传递形式,并从中获得更多合法性。在传统的实体权力结构下,知识的传递像一个纺锤形结构,广义上的知识成为秩序的具体表现。方志、书籍等印刷品作为知识的物质化载体,也就成为了秩序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文化传播及研究趋势评述

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地方史料,近期以来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传播范围逐渐扩大。国内研究者在古籍整理及影印出版、专题史料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不少优秀成果,但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突破,在郑州区域历史特色总结上亦需要继续深入。加强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历史内涵的研究,对于提升其文化传播影响力以及当代郑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在以往妇女史或性别史的学术阐释中,明清地方书写体系中才女的重现及其数量的增加,喻示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但本文所要呈现的是知识女性的此番回归实则被寄予了更多男权话语规训下的企盼,对她们才华的书写与宣扬,不过是投射一人之边缘处境,满足一族之文化诉求,彰显一地之人杰地灵的需要而已,"颇具弹性和生命力"的儒家社会性别体系并未因此而改变。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一直以来,地方志留给女性的历史位置仅限于贞节烈女。延至明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女文化在江浙一带逐渐繁盛,越来越多的女性凭借其超卓才华进入地方书写体系,成为被言说和审视的新对象。于社会性别视角下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虽难以摆脱男性历史叙述的弊病,却分明透露出修志者暗持的性别道德评判尺度——才女不仅在地方教化场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且使集体记忆中的典范女性得以重构。

《全元文》缺字补校百例——以明清地方志为据

针对《全元文》在版本选择及点校中的疏失,以明清地方志为据,补其缺处近百例,并对其校勘中存在的讹误予以补充说明。

明清山东地方志中孟母教子故事的传承与弘扬

自西汉以来,孟母教子的故事被人们广泛传诵,延至明清,孟母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母亲典范。作为现存地方文献的大宗,明清山东地方志中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明清山东地方志记载了孟母教子的系列故事,还记载了古代皇帝对孟母的追谥,以及文人墨客对孟母的赞颂,民间女性对孟母教子的学习。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代孟母教子的故事在官府、文人墨客、民间等社会各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弘扬。

明清竹枝词中的女性生活史记述及其意义

明清时期,竹枝词中吟咏女性的题材不断增多,保存了丰富的女性生活史料。通过竹枝词的描写,可以看到女性对家庭乃至社会各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及主流社会对女性某些贡献的认同。虽然有关女性生活史的记述仍然是片段的,却能让我们根据这些生动的描写,走进历史现场去部分地还原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同时也能窥探到女性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环节的努力参与,以及两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和宽松。竹枝词对女性生活史的记述,不仅弥补了主流文化对女性记录的缺失,同时也预示着竹枝词这样的文学形式,将进一步发展成关注大众层面并吸引大众阅读的文学样式。

《王梦易墓表》与南荣“义门王氏”

一四川荣县(宋时称南荣)旭阳镇王序塘村有“义门王氏”的家族墓地,其中陆续发现了王梦易墓表、王商彦墓碑等。另外,在一些宋人文集和明清地方志中也收录有与其有关的墓志铭。“义门王氏”为宋代四川地区一个重要家族,王梦易及其子王庠、王序在当时颇有名望,与苏轼等有交往。王梦易长期在四川地方任职,在地方治理上颇有作为,“义门王氏”在南荣地方治理中也颇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