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主要表现在:徽商更新观念,带动更多乡民走上致富之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徽商慷慨解囊,投身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乡村居住环境;徽商热心公益,赈灾济困,维护了乡村稳定;徽商以身作则,以德化人,改变了乡村风俗;徽商多方维护宗族,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根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商确实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

“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明清家具一腿三牙结构部件类型与匠意研究

通过书籍、博物馆、拍卖会等渠道收集统计了52例具有一腿三牙结构部件的明清家具,根据一腿三牙结构部件中角牙的造型,将一腿三牙结构部件分为A类型、B类型和C类型。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分析出不同类型构造规律、构造原理以及蕴含的匠意。经探究得出,一腿三牙部件在家具中的构造原理为受力解力、加固稳定以及家具顺纹而做遵循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此外,总结了一腿三牙结构部件所蕴含的美学内涵、线脚艺术以及其中的榫卯结构。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一腿三牙部件的认识,同时为研究明清家具中的结构部件提供新思路。

基于凸空间分析法的浙南丽水明清时期民居空间形态研究

浙江民居年代久远,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地域文化。选取浙南丽水地区的缙云县河阳村循规映月、莲都区西溪村山川环拱、松阳县石仓村乐善堂三处民居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句法理论的凸空间分析法以及基于Depthamp软件的整合度、选择度、连接值与总深度值四个指标,定量分析丽水民居空间形态的成因。通过拓扑模型分析可知堂屋在浙南民居空间布局中处于核心位置,其空间形态深受儒家礼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影响,弄和檐廊在浙南民居中作为主要的交通流线起到了空间关系组织的作用。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明清以来川滇黔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内容和价值意蕴。川滇黔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聚居区和饮食文化遗产富集区。明清以来直至当今,该地区汉族和各民族在食材运用、饮食品及其制作技艺、饮食习俗等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着交流与交融,并且其途径、方式、结果和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川滇黔地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途径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商贸往来,其方式主要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和作用是促进了川滇黔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与共性并存、推动了区域饮食风味的共同体川菜、滇菜、黔菜的定型与繁荣发展,进而助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菜系的丰富与兴盛,从饮食文化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陕西省志·地震志》《中国地震目录》等汇编性史料提取明清时期(1368—1912年)关中地区地震发生频次、位置、震级和地震灾害影响等信息,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及语义差异分析等方法,建立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图并分析特征。结果表明:①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有显著的阶段性、年代际和季节变化特征。1474—1676年是当地地震相对活跃期,其中1500年代和1480年代地震发生频次最高,且多发于夏季。②地震震中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中东部,且随时间变化震中逐渐分散,地震频次及强度也随之减弱。③关中地区历史地震高发期处于汾渭地震带第二活动期中,且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为东强西弱。受多灾叠加、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小震大灾”情景时有发生。

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遵循:价值、困境及出路

从明清契约文书整理的相关成果来看,当前研究探讨多集中于“归户性”整理方面,而来源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来源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按档案来源进行整理和分类,保持同一来源档案不可分散、不同来源档案不得混淆,遵循来源原则对保障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保持契约原有整理方法和体系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实践中,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在前端已被破坏,来源信息追溯困难,整理、出版中有关信息被删节等困境。为了突破困境,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中应尊重契约的原貌和原有整理方法,尽最大可能开展研究补充与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密切相关的信息。

宿山:明清杭州的天竺进香及其香市

天竺分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既指天竺山,又指天竺寺。在明清两代,普陀因观音而成为天下佛教名山,引得全国信众前去“朝海”;而杭州天竺因观音而名闻遐迩,进而引得信众前来“宿山”。从本地日常的烧香,到越境进香;从朝山、朝海,再到宿山,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及其转向,无不说明明清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更趋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因进香而形成的“香市”,既是宗教与经济的结缘,更是一个流动的商业市场。香市既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又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而成为杭州的一处城市人文景观。

明清文人笔下的北京记忆--以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为中心

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成为管窥都城北京书写的一个独特视角。“京师”“帝京”与“旧京”,“长安”“日下”与“春明”,“天府”“宸垣”与“天咫”,“燕都”“燕京”与“燕台”,这四组北京典型称谓,指向不同,蕴意有别,共同凝结成复杂的都城北京意象。这些称谓,既展现出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也体现出北京自明代以来波谲云诡的都城命运。从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可探究作者个人身份与遭际、特定时局与政局等因素对都城北京书写的影响。

明清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及其影响——由《金瓶梅词话》所写说开去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贯穿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时调小曲赖以传播的主要渠道。从《金瓶梅词话》所写来看,时调小曲多是通过大运河传入清河县的。大运河流经的城市街镇,也一样有各种时调小曲在流传。明代最流行的时调小曲有《山坡羊》《打枣竿》《挂枝儿》《锁南枝》等;入清以后,《边关调》《黄鹂调》《西调》《马头调》等应时迭兴,通过大运河传遍南北各地,一些重要城市还出现了专门演唱时调小曲的“挡子”。明清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不仅促进了时调小曲的南北交汇、交融与演变,而且为时调小曲影响其他说唱艺术、戏曲乃至文人仿作等提供了机遇,助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论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

字诀批评是明清文论中比较常见却又少有专论的批评现象。字诀批评源起于道佛教义,同时又广泛流布于古代书画批评等诸多领域。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主要从文学涵养、体性风貌与创作技法等方面凝练并发展了传统文论思想。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特殊批评形式,明清文论中的字诀批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传播价值与认识价值,值得深入探究。

明清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徽商活动

作为明清时期国内重要商帮之一,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其商业影响力巨大。在物产丰富、水运便利的淮河中游地区,徽商表现活跃,他们分布于境内诸多商业城镇,或为行商,或为坐贾,从事食盐、粮食、木材等商品贸易,成为推动当地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其商业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不仅家族成员结伴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上均呈现出某种偏好性。在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以“儒贾”形象示人的徽商还时常致力于当地的公益与慈善活动,体现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一面,这种符合儒家伦理文化要求的“义商”形象为其自身商业经营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徽商活动日益活跃,该地区的徽州移民开始增多,他们多数是因为经商而从故土迁居于此。在这里,徽商占籍现象虽然不如江南地区之盛,但是并不少见。

明清易代与江南文学版图之重构

在明代至清代康熙前期,苏州无疑是整个江南地区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中心。明末清初,杭州和常州的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康熙中后期以来与苏州形成了鼎立的局面。江南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在明清两朝也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江南地区的文学版图在清代得到重构。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明清易代有着根本的关系。

明清徽商:徽州宗族建设的强化剂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徽商在徽州宗族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济上,他们带动族人弃农从商,振兴了徽州的经济;赈贫济困,稳定了地方社会。在精神上,他们鼓励子弟读书入仕,丰富了族人的精神生活。在此基础上,他们修建宗祠,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助修宗谱,培养了宗族的向心力。徽商在宗族建设中起到了强化剂的作用,宗族建设强化了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这正是徽商性质的体现,也是徽商历史局限之所在。

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虎丘秋:明清时期的虎丘与苏州城市人文景观

胜景、人文与游人相合,构成了一座城市的人文风景线。明清时期,扬州清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并称,成为城市人文景观的典范。苏州人文胜景的形成,得益于经济的繁盛与百姓的富庶。苏州是明清雅文化的典范,更是天下时尚的引领者。苏州人好游成风,形成“游春玩景”之俗,尤以虎丘的秋天为盛。所谓“虎丘秋”,既是苏州的一处人文胜景,也是苏州的城市名片,甚至是苏州的文脉所在。虎丘秋天的人文胜景,显已成为苏州景观的文化意象。虎丘人文风景线有两条:一是虎丘山寺,二是七里山塘。对“虎丘秋”的诠释,旨在揭示苏州地域文化的特点。

明清时期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文类考察——以攀枝花迤沙拉村的墓碑、墓志与族谱为例

少数民族村落都会经历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汉字或汉文文献一般通过移民或学校传播。在西南地区考察发现,最早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多为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文类,且为国家对边疆的文化治理之体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在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制度建制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治理,即“政统”与“道统”并施,且文化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逐渐融入并成为村民日常生活遵循的习俗规范。因此,聚焦对最早落地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汉文文献文类的考察,不仅可以清晰窥见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渐进过程,把握国家文化融入民族地区的早期形态,更重要的是民族村寨汉文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承载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探究民族村落社会再结构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