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顺德的基塘农业与经济转型

在顺德县基塘农业中,池塘以淡水养殖业为基础而兼有蓄水的生态功能,而基面上的作物应对市场而转换,由此形成不同的基塘类型。基面作物的转换与经济类型的变化有关。明代的果基鱼塘,促进了面对国内市场的果品加工业的形成。清代桑基鱼塘大发展,产生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缫丝业;晚清民国初年机器缫丝业兴起,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的缫丝业更紧密连接一起。30年代前期,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广东当局兴起机器糖业,带动了蔗基鱼塘的产生;并发起了蚕业复兴运动,对丝业发展模式做了一些修正,使桑基鱼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得以延续。

古文书学视域下的明清民国时期太行山文书整理刍议

对太行山文书的整理主要依照古文书学,特别是敦煌吐鲁番学的整理方法,并根据明清民国文书的特点予以修正。具体而言,太行山文书的编号以不打乱原始收藏次序为原则,先编号后编目,编目分类则首先考虑文书的归户性;定名以信息完整和反映文书原貌为原则;题解当说明文书来源、收藏状态、归户性分析、纸张性质、字体(手书或印刷填写)、原始尺寸、残损程度和是否修补、印章、刊写特征以及主要研究状况;文书出版当采用图录本,图版最好彩色印刷,以区分字体颜色和图章颜色,是否录文要视文书类别而定,契约和账本则尽量按照文书原格式竖版繁体字录文。

明清民国粤港核心城市组合变化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结构--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的研究之五

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到晚清民国时期,转向以"香港-广州"为核心,但"无市不趋珠"的总格局未变。在广东商品经济的强劲辐射下,广西原来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发生了东移,逐渐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并且呈现出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等级分布体系。

明清民国时期安丰塘水利秩序与社会互动

安丰塘水库为核心的水利社会是中国水利社会史重要类型之一的"库域型"水利社会。本文借鉴水利共同体的理论,利用文献和碑刻资料,考察探讨了明清民国时期安丰塘建立水利秩序的规约、管理组织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地方士绅及豪民的角色、官方干预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展示了安丰塘水利社会不同阶层在建立和维护水利秩序中的作用。地方士绅充当了安丰塘水利共同体的代言人角色,在塘务管理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豪强、地棍类人群是安丰塘水利秩序的破坏者,成为地方官府打击的对象。保证地方赋税的收入,是地方官府对安丰塘水利秩序适度干预的根本原因。跨政区州际间的水利纠纷则是安丰塘水利共同体成员的排他性反应。

明清民国时期运河城市济宁的园林绿地系统

明清民国时期,济宁城市园林绿地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蜕变过程。明代园林数量大约有33处,清代中期增至56处之多,清末民初衰减至10余处。以园林发展最为繁盛的清代中期为例,济宁大多数园林占据了优越的地理区位,布局形式为点状布局,同时在局部区域存在一定的集聚趋势,呈现出局部组群式分布的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济宁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对城市发展有明显的景观意义和生态意义,对今天济宁的城市生态规划亦有借鉴价值。

论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商是我国私家藏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藏书家群体,但受材料所限,目前学界未能开展充分的学术研究。笔者利用地缘优势,借助地方文献查阅和田野走访,全面揭示出当时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明清民国时期,晋商藏书家的收藏、整理、著述、刊刻、捐书等活动,对传统古籍的保存传播、乡邦文献的搜集编印、三晋学术文化发展以及近代山西新式图书馆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晋商藏书家"藏以致用"的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晋商"儒贾兼通"商业特质的塑造和三晋近代新文化的流播。

明清民国时期镇的名实与类型再考察——以山西泽潞地区为例

以明清民国时期山西省域内"镇"分布较为密集的泽潞地区为例,集中探讨了镇的判定标准与类型两个问题。通过考察认识到,这一时期镇之得名并无统一的判定标准,一个聚落只要人口多且集中,工商产业比较发达,非农比例较高,就可以称为镇,但是否冠以镇名,则充满随意性。在经济性质的镇之外,还有一类关隘或堡寨等防卫性质的聚落,居于势险之地,通常会有军队或官司的派驻,因沿袭了前代镇的军事意义,也有被称为镇的现象,但数量很少,并不典型。

略评《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创新”之得失

本文试图"以学术上创新的得失"为观点考察江灿腾先生的《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通过对论集中各文的检讨最后综合思考了江著的创新上的得与失,指出在近代佛学领域研究里运用思想史分析的新方法、注重对资料的发掘与解读等是江著的立新之处;同时亦解析了江著在具体论述中所存在的一些秕漏如:过于倚重思想史"外在解释"的方法、论证中有过度推论之处及回应不同意见上的略显草率。

明清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兽类群落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为了解古代京津冀地区兽类群落的多样性及其分布情况,对明清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地方志中有关兽类的记载进行整理分析,运用了文献检索、史料考证、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对兽类的群落多样性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明清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所分布的兽类见于文献记载的至少有7目19科42属,食肉目种类最多,其次是啮齿目和偶蹄目,兔形目、灵长目和猬形目较少.总体来说,京津冀地区兽类群落多样性较为丰富,各群落内的物种分布区有差别.食肉目与偶蹄目等大中型兽类主要分布在北部及太行山沿线,狐及啮齿类等小型兽类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地区.可进一步认识古代京津冀地区的环境状况,以期为该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明清民国时期晋东南市镇分布初探——以方志、碑刻与民国调查资料为中心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东南地区,是山西省域内市镇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通过对所属各县市镇数量的分段统计可知,市镇经历了从明中后期的初步繁荣,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再到清后期的相对稳定,终至民国时期普遍衰落之变动过程。从空间分布来看,晋东南地区的市镇密集分布于上党、高平、泽州三大盆地,浊漳河、丹河、沁河及其较大支流沿岸,沟通内外的重要道路沿线,均属于市镇的集中分布区。就研究时段内晋东南市镇整体的空间布局而言,呈现出集聚与不平衡两大特点。

主持人语:明清民国骈文研究的创获

与古代诗、词研究早已成为热门相比,骈文研究仍然显得较冷,研究力量还较为薄弱。然而,近年来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投身于骈文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加以开拓与发掘,于是成果数量大增,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综观当前的骈文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骈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骈文理论阐释方面,近五年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及西部项目中已有多项皆属此类。为进一步推动骈文研究,争取更多更优质的成果,本期学报推出骈文研究专栏,有幸邀请到当前国内骈文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发表对骈文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对骈文研究有所裨益。

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的“纺”与“脱簪珥”书写研究--以山右女性墓志铭为中心

女性墓志铭的书写定式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以男性为主导的撰写者们在追述不同女性人生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一些固定用语来建构符合社会期待的典范女性形象。在山右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中,较为广泛使用的是“纺”与“脱簪珥”两种用语,通过“纺”与“读”的文字共现隐喻女性墓主人的贤良和睿智,通过“脱簪珥”展现其慷慨、坚贞等美德。明清民国时期女性墓志铭中这些话语的广泛运用,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也体现了女性在个人财产支配和个人生活选择等层面的自主性。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供水的特征

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供水的水源包括地下水(井泉水)、渠水、河水和雨水4类。尽管当时该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呈现明显的区域内部差异,但凿井浚泉汲取地下水始终是该地区城市最主要供水方式,具有区域普遍性特征。渭河平原地区至少有73%的城市曾开渠引水入城,其中渭河南岸十城均曾营建渠道引水入城,启示我们当前务必要做好秦岭北麓的植被保护工作。汲取河水、凿池聚雨和人工卖水均是明清民国时期该地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方式,但不具有区域性特征。

海子边:明清民国时期太原城内的一处滨水空间(1436-1937年)

微观尺度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历史城市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太原城内东南隅的海子边就是这样一方微观区块,它是由文瀛湖和邻近地带共同组成的一处滨水空间。文瀛湖最迟在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既已形成,雨洪蓄积是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在明清传统时代(1436—1885年),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是坐落在文瀛湖畔的主要建筑,此时的海子边已经具备一定的景观价值和游赏功能;主要建筑的功能特点,决定了该区域带有突出的科举文化特征。进入晚清民国时代(1885—1937年),海子边的空间结构发生了与社会变迁相呼应的重大变化,直接针对海子边的景观营建行动明显增多,此地已经成为太原城区最为闻名的游赏空间;因为有着庞大的人流量,海子边也是很多民众赖以谋生的重要场所,百业杂陈;这里还是太原城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空间,见证着民众与国家的合作与对抗。与海子边的功能转变相一致,晚清民国时期此方区域的国家力量逐步成长。海子边是一方微观空间,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宏观世界。

明清民国闽粤赣边山区粮食作物栽培考论

闽粤赣边山区历史上的粮食作物栽培是学术界较少研究的一个问题。明清民国时期,闽粤赣边山区粮食作物栽培发展较快,种类和品种不断增多,山区特色亦日益明显。稻类作物的发展尤为显著,从生育期、株型、穗型、品质、肥料反应、抗虫兽害、抗逆性诸方面来看,栽培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清末民国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和战争的需要,冬种日益扩大。不过,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的种植似不甚多。

明清民国时期大陆泽流域县际用水秩序与社会互动

以往研究着重于大陆泽流域县域内以"镰"为中心的水利共同体,而忽视了整个流域内县际之间的水资源分配与用水互动问题。自明代水利兴起以来,这一流域县际之间曾存在数个用水规章,清代国家营田又曾短期强化过县际均水秩序。不过因流域自然地理因素和政区界限的作用,这一流域县际之间用水秩序一直未得到切实而持久的执行。同时,地方士绅与棍徒类豪民因自身利益的不同,不时打破常规,甚至直接掌控闸堰、灌渠,从而加剧了县际用水的矛盾。他们也不再是乡民的代言人和沟通官府的中介,反而是水利社会的蠹虫和令官府头痛的对象。用水纠纷和诉诸官府成为这一地区围绕着水利开发而产生的县际社会互动之主要特征。

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

文章对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46个城市的地下水资源状况进行了逐个考察,分别从水位、水质两方面总结了该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研究表明: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呈现明显的区域内部差异:渭北台塬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最深,达几十丈乃至更深;渭河平原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相对较浅,在几米至几十米之间;关中西部及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最浅,基本上在十米以内。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至少有22个城市存在地下水"咸苦"问题,其中有17个城市集中分布在关中渭河北岸的东、中部地区。城市地下水"咸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城市居民活动与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关中渭河北岸的东、中部地区。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盐业著述考

明清至民国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盐业史料,是研究此时期山东盐业经济的基础材料。其中,除正史类史书和档案资料、方志外,还有专门的山东盐业著述。后者考证源流、记载详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前人的研究中,或有遗漏,或著者、卷数和版本出现讹误。本文在梳理山东盐业文献书目的基础上,对《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清史稿·艺文志》《贩书偶记(附续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相关记载,进行考证、订补,纠正诸多讹误,以利明清经济史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