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诸问题的研究

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成就表现在:精确地归纳明清时期土地和赋役制度的特点;在细致考察不同行业状况基础上,客观地得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和海禁政策的特点和演变趋势。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以精研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在全面细致地解读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精微考证与宏通认识相结合等。

2001年明清经济史研究概述

明清两朝经济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现仅就 2 0 0 1年研究成果 ,从近期著作和论文两方面进行概述 ,以供同仁省览。

礼的界定及礼学文献与明清经济史研究

“礼”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礼专指礼节仪式,广义的礼则指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所有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不仅有庞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更有十分丰富的经济内容,礼学文献对明清经济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原》

近年来,在明清史研究上出现政治史和经济史有机结合、互动互补的新尝试.韦庆远教授的《明清史辨析》和郑克晟教授的《明代战争探原》,都是通过这两门专门史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从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某些重变课题提出新的解释,作出富有启迪意义的贡献。

关于明清经济史专题复习的浅见

高考专题复习进入明清史阶段后,试题中经常出现“佃农”“白银货币化”“儒商”“一条鞭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人口膨胀”等概念。如果对明清经济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学生的解题思路就很难打开。因此,相关知识的补充与拓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明清经济史中的赋税与地权市场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和理解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首先应当强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在马克思那里,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非人如何控制土地或“谁”控制土地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推进明清土地制度研究,需要把地权形态置于特定时代的王朝国家制度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予以把握。

国外明清社会经济史新著绍介三种

一 《厦门的兴起》(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新加坡]吴振强著,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318页。 本书以作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作者的导师王赓武教授为该书写了序言。本书正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分为《1600—1800年的闽南农村》、《厦门的兴起》、《沿海贸易网络》、《商人》和《社会政治环境》五章。正文之后有五个附表,以及“参考文献”,“内容索引”等。

不断探索前进的艰辛历程——读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傅衣凌先生的新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已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由人民出版社刊行面世.这本三十三万四千字的著作,选辑了作者四十年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共二十九篇,按专题性质和时代前后并参照写作年代排列,分为五卷:卷一,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卷二,农业、手工业;卷三,商业、贸易与市镇;卷四,财政、金融;卷五,阶级、阶级斗争.这本新书,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对明清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在四十年间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学术研究演变过程.初读之后,受益匪浅,这儿试略谈一点心得体会.

明清社会经济史地区性研究的新成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评介

在广东历史学会的主持下,《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于一九八五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史学界同行中值得庆幸的事。笔者读毕该书,掩卷深思,颇觉受益良多。在此把它见形于纸上,一方面聊表自己对该书的一些品评,另一方面亦谨把该书推荐给读者。

发展中的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联合实体

厦门大学的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是全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两个专业点。长期以来,这两个专业相互渗透、结合,形成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史学特色和教学科研联合实体。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厦门大学传统学科的历史学也重新唤发了青春。1978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研究所;1980年,以台湾史研究室为主骨,建立了台湾研究所。1984年,建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1985年,又和中国海关学会联合,建立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事业发展、单位细分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和发展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和学术优势,更好地培养人才,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他们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开通、健全和发展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联合实体的网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自己的特色。这里,仅就这一联合实体的近况作一简介。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作为区域的“华北”:概念渊源及流变——兼析明清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华北”

尽管"华北"一词已经成为学术界习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诸多歧义,学者们实际上大多也是在模糊使用,这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困惑。因此,从长时段视角对"华北"概念的产生和运用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很有必要。清代以前的文献并无现代意义的"华北"一词,但有与华北直接相关的地理概念如"北方""西北""北五省(北方五省)""北方诸(各)省""西北各(诸)省""西北五省"等。从20世纪开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一词才在政府、媒体、知识界及民间广泛使用。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以及日本对于"华北"概念的运用及各方在北方地区的博弈,也深刻影响了这个概念的使用。因为古代并无"华北"这个概念,更因为学术界关于"华北"概念的界定及所辖区域并没有一致意见,因此"华北"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实际上只是一种学术的想象。而今随着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便显得愈发紧迫且必要。从自然地理环境、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将明清时期"华北"范围界定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包括北京),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和学术认同。

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根据其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的嬗变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 0世纪 40年代后期至 50年代为第一阶段 ,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商品经济和地主制两个方面进行 ;2 0世纪 60至 70年代为第二阶段 ,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等几个紧密相关的学术问题 ;第三阶段自 2 0世纪 80年代延续至今 ,比较引人注目的学术思潮是“小经营生产方式论”和“地域社会论”。

再说文化江南

历代文人爱歌咏江南、谈论江南。作为意象和话题的“江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江南具有多义性和变迁性,甚至有所谓的“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明清经济史专家李伯重把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仓州)定义为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我们今天常说的“长三角地区”高度重合,涉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相关地区。作为文化概念的江南,其同源性和整体性从什么方面体现出来?江南是如何“文化”的?本文力图在众多前辈学人探讨的基础上,从整体而不是从某一个具体城市的角度,再给江南文化画一张速写,形成江南文化的新框架。

明清迎神赛会屡禁不止与商业化——以江南迎神赛会经济功能为中心的探讨

明清时期,迎神赛会屡禁不止的原因很多,经济原因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16世纪开始的商业化促进了迎神赛会经济功能的深化,主要表现为:迎神赛会的市场功能不断强化,就业功能被广泛认可。市场功能的强化保证了商人对赛会的持续捐助,稳定了赛会的资金来源;就业功能被部分士人认可,并最终得到乾隆帝的承认,促成了乾隆朝"宽禁"政策的出台。由此,迎神赛会屡禁不止的现象演变为朝廷弛禁赛会的局面,反映了朝廷对民间社会思想控制的削弱。

傅衣凌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的成就

我国当代著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三个年头了,他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为了纪念这位史学大师,我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谈他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示和影响,以此略表对他的深切怀念 和崇敬之情。 傅衣凌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党员,又是我的老师邓拓先生中学时 代的同窗好友,所以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他逝世前的三十余年中,使我有幸与他接触交往和 聆听他在历史研究所所作的多次学术报告。因此,我一生除就业于徐中舒先生和邓拓先生之外,在研究工作中,受惠于傅衣凌先生尤多,他是我最尊敬的良师益友。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跋

序 傅衣凌教授是我国当代知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史坛上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论著宏富、影响深远。他的著作,如《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等,启发和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和日本、美国许多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而成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年是傅衣凌教授治史五十周年,为了表示后学对他的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同时向海内外学术界全面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我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尚待定稿问世的专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论明清时代的土地关系》之外的大量文稿中,选编了这部集子。所收文章共三十篇,起于一九三四年,止于一九八四年,定名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傅衣凌教授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

学术活动简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付教授访问了厦门大学,和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有关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就明清社会经济史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了座谈。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在泉州召开。会议就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对中外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海港的兴衰变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是由中国科技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

本刊主编杨国桢赴日本研究和交流

1985年4月10日至7月9日,根据教育部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交流协议的安排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招聘,本刊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国桢赴日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他先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参加了“明清时代的国家与社会”、“17世纪以降东亚细亚公私文书的总合的研究”的共同研究活动,讲演《明清契约学引论》,并到大阪大学文学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仙台东北大学文学部进行学术访问,应邀作了学术报告。访日期间,杨国桢与日本近畿、关西、关东和东北地区的明清史学者举行多次学术座谈,还与日本史、朝鲜史学者作了中国土地契约文书与日本、朝鲜土地契约文书比较研究的讨论,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清代江苏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学术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源自何处?按“土壤+历程”的框架解释,容易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指向“外源外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甚至否定其基因层面的本土文明根脉。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开这一问题: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否出现了能够育成现代化的文明基因?这些基因是否传承了下来并参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特征,并进一步强化、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视角下对现代化和经济史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素材进行了“再发现”,并引入辩证历史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深化这一议题,以期在理论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研究“立题”,为其探索一个可能参考的历史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