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对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罕有学者从明清诗论中对其古诗的不同评价来予以探讨。明清诗论中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争论包含着对"古诗"标准与审美风范认识的分歧。初唐五言古介于"宋齐之政"有其具体的创作背景;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复古径路关系密切;陈、宋在五古创作上都把握了古诗无论句式散偶均应以散叙意脉贯穿的原理和抒情直白、曲折尽意、不避繁复、结构多变的特征,综合了汉魏到宋齐古诗的各种艺术经验并融入了近体诗的某些特点,使古诗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自由度。唐代五古也因此形成了不似汉魏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的独特风貌。

红楼诗学渊源论——兼论《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

《红楼梦》中有不少关于诗词创作和诗学理论主张的讨论,这种讨论融入了小说的血脉,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红楼梦》所构建的诗学思想体系深受当时所流行的明清诸家诗论的影响。一方面,《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与传承,构成了观点鲜明的红楼诗学;另一方面,《红楼梦》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明清诸家诗论进行批评与改造。总的来说,这种接受或批评是客观而辩证的,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际的。

袁枚“性灵说”的特色——主张“性灵的性情”

近些年来,日本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很重视,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这里试译了一篇日本大学文学部教授(作此文时是和歌山大学教授)松下忠先生的《袁枚“性灵说”的特色》。作者总结了前人对袁枚诗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①不同意郭绍虞先生关于袁枚诗论是“修正的性灵说”或“修改的性灵说”的观点,认为虽然袁枚诗论很全面,但性灵、特别是性情的主张一直是其中心;②着重阐述了袁枚诗论中性灵、性情二者的关系,认为它们大体相同,但也有小异之处;③袁枚诗论与“公安派”的关系,有继承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性情的主张上,“公安”很少论到,而这是袁枚的最主要特色。④袁枚诗论和王渔洋“神韵说”的关系,也有继承、又有不同,不同之点主要也是在性情的主张上。因此,作者认为袁枚诗论的地位应该再提高一些,说它既抓住了诗略创作的最主要问题——性情,进行突出的强调;又避免了“公安”的过火、偏激之失,既批评了“格调派”“复古派”的弊病,又纠正了“神韵派”的玄虚,是力图融合三家诗说,而以性情为主的一种“新性情说”,代表了明清诗论史上的进步趋势。作者试用“性灵的性情”说来概括袁枚诗论的特点,这种用法,从字面上看不大符合汉语语法习惯,但通观全文,就会十分明了他的用意是在于突出强调“性情说”,强调袁枚诗论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的不同之点。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探讨过,因此很值得参考。

略论小说的“趣味”意识

一 人们讽诵吟咏,总要从中觅取诗味和诗趣,以获得优美怡情的艺术享受。所以宋代严羽首倡“诗有别趣”。他说:“诗者,吟咏性 情也。盛唐诗人唯有兴趣。” (《沧浪诗话》)认为这是盛唐诗歌之所以好的主要原因,严羽的见解,对后来明清诗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李梦阳及前后七子,清代的王士祯、翁方纲,都大力提倡过这一观点,对诗歌的美学理论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

试论杜甫的幽默情趣及文化意义

尚若不执于一隅之偏,我们不会对杜甫诗歌的幽默情趣熟视无,置若周闻。明清诗论家们曾多次语及,借乎只言片语,未系统分析。胡适先生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集中提出这一问题,五十年代便遭到坪击,并被斥为“蓄意诽谤”、“阁割歪曲”和“趣味主义”。笔者在学习杜诗的过程中、深觉在重美感分析、重文学内部特质,且幽默理论研究又有较大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有必要深入探讨,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