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观明知的推定及其规范化路径——以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兜底条款为切入点

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我国通常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主观明知认定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然而,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往往设置兜底条款,当前司法机关对这种兜底条款的适用存在问题,这可能导致主观明知认定的扩大化。认定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规定乃推定规范,其中兜底条款乃事实推定规范,可以说,兜底条款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事实推定的问题,正是因为事实推定的内在缺陷,才导致兜底条款适用的种种困境。基于此,需要构建主观明知认定中的事实推定规范化路径。一方面,事实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无罪推定原则而受到合法性质疑,另一方面,事实推定赋予法官过多自由裁量权而受到规范性质疑。为此,一方面需要回应合法性质疑,即探寻被告人权利保障新范式,另一方面需要回应规范性质疑,即完善事实推定规范性建设,具体包括:明确事实推定的启动条件、明确事实推定结论的确定性程度、确立事实推定的末位适用原则、强调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构建规范的辩方反驳规则、构建有力的事实推定监管规则。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证明的掣肘点和突破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证明核心在于“明知”的认定.“明知”证明的困境既缘于语词的固有争议,也缘于法律的界定不明,从而成为桎梏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合理的对策是重新阐释法条的教义学内涵,进一步规范语词的界定.当下,以经验理性为核心,理论界形成了“明知”概念的多维度解读现状.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情节+综合认定”方案的广泛使用,导致“明知”标准判定不一.解决方法是将“明知”限定在“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的双重内涵下,坚持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指导,限制消解证明负担的综合认定,规范以非证据证明方法直接确认行为人主观状态推定方式的运用,同时,在推定规则上,构建“可反驳推定”模式,确定“明知”认定准星,避免本罪的不当扩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内涵及证明问题

帮信罪的主观“明知”存在“先天性”的证明难题。司法人员往往采用“推定”的证明方法,而“推定”不可避免地以“经验法则”为依据,这导致此罪名“明知”认定泛化、模糊化,有突破法定证明标准的风险。传统理论及司法实践将帮信罪的“明知”内涵及证明问题混同,实际上,对“明知”的宽泛化理解都是指向降低证明难度和证明责任。从一般的认知主体出发,司法人员与犯罪人在认知、推断事实时具有逻辑同构性,应承认司法人员认知的有限性,在程序上对“推定”运用进行限制,保障司法的正义。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主观“明知”的限缩认定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并进,一跃成为第三大犯罪类型,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直接相关,导致司法扩大化,其有成为“口袋罪”的发展趋势。结合实际案例及相关理论分析,提出应区分“普通人行为”和“专业技术支撑行为”两种情况对“明知”内涵进行限缩认定,对于保持刑法谦抑性和避免僵硬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实质意义。

毒品犯罪明知认定中违法记录的运用规则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首次在毒品犯罪中明确违法犯罪经历作为明知认定的审查要素。上述规定具有证据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支撑,近来司法解释调整动向表明引入违法记录是完善明知认定规则的有效途径。违法记录以同类行为为核心,在形式上较为开放多元,应合理确定毒品类罪中违法记录范围。在违法记录运用上,应进一步明确毒品违法记录的证明属性,根据行为相同和对象相同的分类,分层认定明知。

明知借款用于赌博 能否起诉要求偿还

明知朋友借钱去赌博,却仍把钱借给对方,小心钱款“有去无回”。近日,南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依法判决合同无效。【案情】傅某与苏某系朋友关系。2023年1月,两人相约“打牌娱乐”。其间,苏某与在场的人赌完身上的钱。因已无本钱,玩性正酣的苏某向傅某借款。傅某当即微信转账给苏某5500元,供其继续赌博。事后,傅某向苏某催讨借款,苏某则要求傅某带其去另一“赌友”王某家讨赌债。苏某称,王某与傅某是同学,王某欠自己的赌债未还,那么自己也理所当然无需偿还傅某所借的“打牌钱”。双方争执未果,傅某便将苏某诉至南安市法院,要求苏某还款。

犯罪故意中的“明知”

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是指知道、认识到、预见到,不应承认明知与预见的区别,也不应将明知限定为明确知道或者确切知道。虽然司法解释明文规定“明知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刑法理论也一直将“应当知道”补正解释为推定行为人知道,但“应当知道”的规定不仅存在逻辑缺陷,而且误导下级司法机关将过失行为认定为故意犯罪,所以,司法解释不应继续将“应当知道”归入明知。明知可能(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不同于可能明知(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可能明知不属于明知;只有在可能明知的前提下,进一步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才属于明知。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司法认定新释——基于《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程度与证明系司法认定的核心问题。《昆明会议纪要》既对典型犯罪行为的“明知”要素作出了具体规定,又专门列明了“明知”的证明规则,呈现贯彻刑事一体化理念、契合刑事政策与情势变迁、贴合学理和实践争点等现实特征。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可以聚焦于行为对象、特定事实、共同犯罪三类,其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行为性质、结果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程度应当着眼于“明知必然”与“明知可能”两种,并区别于“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及“推定知道”。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应当重视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强调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并以法定基础事实的证成为核心合理运用推定规则。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明知”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构成要件要素,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理解,应从“明知”的内涵着手,根据是否满足“至少具有不确定的故意”这一条件划定“明知”的子集。围绕帮信罪的本质对“明知”的对象进行解释,行为人只需对他人依托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性认识。在此基础上,针对“明知”的具体认定,将满足“明知”的情形进行类型化梳理,划分为有明确意思联络的知道、无明确意思联络的知道和综合推定的“应当知道”,前两者分别对应实务中有通谋的知道和无通谋的知道,后者包含了根据提供帮助的具体内容推定行为人应知、根据多次提供帮助推定行为人应知等能够证明行为人存在“恶意”的情形。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遏制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而设立的,该罪的主观要素立法上规定模糊,司法上逐渐扩张适用。为避免过度刑法化的隐患,有必要对该罪的主观明知予以理论反思。本罪“明知”内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此处的“犯罪”特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不涉及有责性。“明知”程度应采取“确切知道”的判断标准。已确立的“推定明知”规则存在推定明知出罪情形缺失、被告人反驳标准不明、推定或然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鉴于此,推定明知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结合特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以客观的多项基础事实为根据判定。推定明知不得进行“二次推定”以降低推定的或然性,对于被指控者的反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即应当重新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推定是否合理。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逻辑与范围限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是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难题,“明知”要素的精准理解和适用规则亟待进一步细化。从实体法来讲,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明知”要素的明确性是本罪的基本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理解争议纷纭,是故对其内涵进行深度剖析、准确把握尤为重要。本罪的“明知”是独立的,帮助者对他人实施网络犯罪和帮助行为是“明知”的,以及“明知”仅仅是无意思联络的“应当知道”和“明确知道”;从程序上来讲,证明“明知”要素亦是认定犯罪的必须,目前司法机关的认定规则不够系统和完善,需要在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引入并深化法律推定的判断逻辑,打破兜底条款司法适用的局限,为“明知”的认定构建一个分阶段进行的“明知”要素鉴定推定规则,并在推定范围上,考虑从允许反驳和否认部分中立帮助行为的不法性两方面予以限定,避免本罪的扩大化适用。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证明——从推定到综合认定

关于帮信罪中“明知”的认定和证明,司法解释经历了从推定到综合认定的转向。该罪中的推定是可反驳和允许性的推定,其目的在于降低证明难度;而综合认定是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式,意在防止因证明过程简化而简单客观归罪,从而实现审慎认定。故综合认定对推定规则的适用具有限制和规范作用,在符合推定情形时,依然要用综合认定对推定的作出加以检验。推定属于证明过程的中断,并非证明方法本身,因而只能从外部有限地指导“明知”的证明。综合认定的性质及其内含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要求对“明知”的证明采用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从整体上评价现有证据能否与“明知”的主观心理相契合。

论刑法中的明知

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都有关于明知的法律规定,二者虽然不能等同,但并无实质差异。明知包含可能知道,不包含应当知道,明知是故意犯罪的前提。明知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象和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认定。达不到认定标准可以进行推定,推定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事实推定是一种重要的推定方式,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大都是通过事实推定得出的结论。应当知道不意味着确知,还包含可能知道。如果行为人能举证推翻就是不知道。把握明知标准有助于合理定罪量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问题探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要求行为人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和食品具有现实危险均具备明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求行为人既对食品中掺入了非食品原料具有明知,并且认识到它的有毒、有害性。主观明知存在确定性明知和不确定性明知的程度划分,但不影响明知认定。如果行为人对明知对象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具备明知,在实践中一般通过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对认识内容发生事实认识错误时,按照法定符合说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刑法“明知”的规范分析及司法认定

认识因素的考察在犯罪故意的认定中至关重要。在《刑法》表述中,认识因素一般体现为“明知”。但是,总则与分则中的“明知”并不完全相同,分则中的“明知”既不是“故意”的专属心理表现形式,也不需达到百分百的认识。在认定分则中的“明知”时,需要合理确定“明知”的边界。为避免因对“明知”理解不统一而造成的适用难题,应在罪过形式和认识程度两方面做出解释,厘清《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回归到个罪的适用语境下做出科学、恰当的阐明。

“共犯独立性”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计算机技术的迭代发展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物理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虚拟互联网空间,此空间内的帮助行为因互联网的特殊属性而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帮助对象不固定、帮助者与受助者意思联络趋弱或无意思联络、帮助行为独立化程度高等特点。面对这一变化,以共犯从属性说为根基的“量刑规则说”或“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均难以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合理解释,只有坚持共犯独立性说,对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并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效果的认知作为认定主观故意的唯一根据,再通过制定具体的推定规则以审查意思联络较弱时的“明知”,才能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困难。

论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基于若干指导案例的考察

毒品犯罪案件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由此,“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应运而生。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主观明知”推定规则主要散见于非正式立法的规范性文件中。通过分析现有规定和实践做法,可知该规则尚存实践尺度不一、认定标准模糊、现行规定自洽性不足、推定的适用条件及反驳权行使缺乏具体标准等问题。为应对实践难题,立法者应在基本立法层面规定“主观明知”推定规则,明确其适用条件,并允许裁判者在规则的边界内酌用自由裁量权。此外,适用推定的案件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实现心证公开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解释明知标准的限缩理解

明确《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知标准,对于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有着重要意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性质争议集中于共犯行为正犯化论和“从属于总则共同犯罪体系之下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论。司法实务明知认定问题表现为逆转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逻辑链条中断,推定说理模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认定,推定方式的应当应为知道既能有效认定涉案人员责任,又不过度加重涉案人员权利负担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负担。要准确理解司法解释辅助标准的核心精神,在案件适用相应标准的同时进行实质判断,防止明知认定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