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明知共犯”的解释适用——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解释为视角

针对中国刑法上近年来日渐增加的"明知他人实施某种经济犯罪而为其提供某些便利的以共犯论处"的司法解释的现象进行梳理,并称其为"明知共犯"。通过对其规范的性质和功能的讨论,分析这类解释产生的背景及其利弊得失。认为,即使站在"共犯维护说"的立场上,也应当对它的理解和适用加以必要的限制,防止其任意降低共犯成立的门槛进而导致司法上的滥用。

论信息时代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兼论网络共犯的“通谋”与“明知”

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中犯罪主观罪过具有特殊性,难以认定是普遍存在的司法难题,但仍应努力求索。基本方法一是直接根据信息技术制度认定行为人至少具有过失;二是根据其他旁证推定行为人具有单独犯罪的故意或帮助犯罪的"明知"。未来需要根据总结的司法解释一般经验,对信息传播行为、网络攻击行为的主观罪过进行具体认定规则的完善,对网络共犯"明知"的具体推定规则进行构建,在罪责原则贯彻方面提升司法解释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明知型共犯立法反思——以骗购外汇罪为视角

明知型共犯立法是特殊的共犯立法形式,明知型共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表现为明知以及行为方式的特定。明知型共犯立法虽有助于肯定片面共犯的成立,但在共犯理论上存在悖论且在立法技术上存在明显的问题。明知型共犯立法的现实弊端过于明显,不宜通过立法修改完善;无须通过明知型共犯立法的形式肯定片面共犯;废除该立法不会对刑法立法和相关司法实践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明知型共犯立法应予直接废除。

论我国刑法中的“明知”与“共犯”--基于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

在我国刑法中,"明知型共犯"的"明知"有明知+特定犯罪、明知+特定行为、明知+特定物品、明知+特定状态等四种形式。要理解刑法上"明知"的含义,应当着眼于其基本词义。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是一种推定的"明知",在司法实践中可按照"明知"处理。我国刑法中的"明知型共犯"的规定,折射出共犯的处罚依据,"明知"的一般原理约束着共犯的主观责任。解决这一问题,应以中立的帮助行为展开,对于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从"不法"来界定其客观层面,"明知"在确定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