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明遗民吴中蕃的人生出处及诗歌表述

明遗民吴中蕃入清后经历了出仕南明、屡却清聘、仕吴三桂、两度修志等有关遗民出处之大事,并在其诗作中留下了真切详实的行踪,展现了其入清五十年中的感受、认知、态度及心态变化。在明遗民拒不仕清、坚守气节、怀抱用世之心的基础上,吴中蕃又有自己更为具体的出处观。其人生中后期至晚年的心态经历了由亡国“遗民”向盛世“逸民”的过渡,但其又并非纯粹的“逸民”。吴中蕃一生以“遗民”和“诗人”自居,在进退出处、辞受取舍之间,其不变的是遗民气节的坚守。

明遗民徐芳《诺皋广志》成书考

《诺皋广志》是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一部神怪短篇小说集,该书以政治寓言的深刻性,在清初文言小说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诺皋广志》书名仿效段成式《酉阳杂俎》之《诺皋记》及《支诺皋》,所收篇目全部来自徐芳散文别集《悬榻编》,部分源自抄本《藏山稿外编》。康熙间张潮辑刻《虞初新志》选入徐芳作品,客观上扩大了徐芳作品的影响力。据笔者推测,《诺皋广志》极有可能为乾隆中后期杨复吉续编《昭代丛书》丁集时,从《悬榻编》选取其中志怪之作于道光间刊刻而成,此刻本即成现存《诺皋广志》的最早版本。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陶渊明对明遗民文士自祭文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是自祭文的真正开创者,后世自祭文作品都与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明遗民文士在创作自祭文时受到陶渊明《自祭文》的影响颇深,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祭文内容、文体格式、艺术结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和思想志趣等方面。探究陶渊明对明遗民文士自祭文创作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了解明遗民文士追慕陶渊明自祭精神的思想轨迹,更有助于呈现后世自祭文与陶文的相互呼应。

世变与文人:论明遗民王忠孝的政治作为及情感心态

王忠孝是南明福建抗清斗争的重要遗臣,其晚年追随郑经东渡台湾地区,促进了台湾地区的文教发展。《王忠孝公集》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明末迁台遗民文人别集之一,它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提供了有关南明福建抗清政权的重要史料,同时又是遗民文人个人生活及情感经历的真实记述。因此,基于《王忠孝公集》对王忠孝的政治作为及生命情怀的细致考察,既可以展现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政治生态及情感变化,又可以为相关的南明文学、台湾地区文学研究提供学术借鉴。

清初明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

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孽子、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一种生存常态。只是在遗民那里,“游”的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藉以阴结豪杰、图谋再造。

生与死:明遗民的伦理困境

明清易代后,明朝士大夫发生了身份转换,成为明遗民。明遗民忠于故国,但生活在新朝,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有着严重的生与死的伦理困境。这表现在,他们一致认为殉国尽忠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殉国"尽忠"就可以"心安理得",但自己却在新朝继续生存;明遗民强调自己继续生存是出于尽孝等现实需要,但他们又以生为耻,有深深的道德愧疚感。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清初明遗民魏禧的生存抉择及心态探微

明清易代这一历史事件给明遗民魏禧带来了强烈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创伤,也让他面临一系列生存困境。本文拟结合魏禧入清后的交游行事来论述其在生死、出处、个人清誉与民族存亡之间作出的艰难抉择,并探析其心态的变化,希望有助于窥探清初遗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复杂心态。

豪杰:明遗民群体的人格理想

"豪杰"是受到明遗民群体普遍认同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形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由孟子所倡导,强调个人的主体意志以及强健的主体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明代中后期王学对自我的肯定,使其再度受到重视。明遗民艰难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具备坚强有力的人格,这一方面是个人应对人生困境,自我树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存亡续绝的救世理想。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