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集礼》乐器设计与国家意志

《明集礼》图绘乐器精细华美、章法有度,完美呈现了皇家艺术臻品富丽堂皇的审美特色与视觉冲击力。从乐器材质、形制、构造、纹饰上看,无不体现明代艺术家尊古、复古的艺术设计思维。礼乐用器、排列、组合非常讲究,以此凸显皇权至上原则,继而强化国家意志。

《明集礼》中词作与宫调

《明集礼》为明朝第一部礼制全书,在其《乐·俗乐》"九奏乐歌"和"十二月按律乐歌"中有二十首词,用十三词调。这些词作不为《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所收,也一直未被治明词者所注意。而十三词调中有十二调标注了宫调,从其宫调正名与俗名、音阶、一些词调的具体宫调应用及用徵角二调等多种情况来看,明初"九奏乐歌"和"十二月按律乐歌"所用并非曲乐,应是北宋大晟乐八十四调的遗存。

讲武之礼:明代大阅再探

大阅是中国古代帝王操练、检阅军队的一项军事礼仪,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立足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对明代大阅特征进行考察,以求厘清明人对“大阅”的认知情况,并以此重新甄别明代大阅的形态、文本与实践的演变,以及在明代军、政中,大阅活动的作用、历史意义等。通过研究可知,明代大阅在文本上长期阙如,至隆庆时,礼臣远稽古礼,结合当时实际而制定。洪武、永乐时,大阅活动主要在战争过程中举行,军事性突出,然已出现“行礼”的自觉;宣德时,出现巡边阅视,其功能表现为一种武力威慑;正统、天顺、成化时,近郊西苑阅武发展,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减弱,振兴军事的功能有限;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九十余年,大阅陷入停滞;隆庆、万历时,大阅上升至制度层面,走向鼎盛。大阅在明代被视为一种军事活动而非礼仪,但其“行礼”的色彩却不断增加,且与军、政息息相关,至万历九年,明廷举行最后一次大阅,大阅伴随明中后期改革的终止而不再举行。

略谈《明集礼》的纂修

《明集礼》是有关明朝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书。本文从修书时间、纂修人氏、刊刻及影响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较为系统地考述了其编纂流程、具体内容及价值与影响等问题,订正了前人的一些误说,可填补有关研究的空白。

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

本文从《明集礼》和《太常续考》所载明代国家制度中"小祀乐用教坊"理念的提出切入,并对唐宋以降教坊用乐与府县音声用乐机构的上下相通性做出梳理,对地方官府在籍官属乐人承载下的小祀乐曲构成与个案把握等诸多层面进行辨析,认知明代吉礼用乐以宫廷为主要的大祀和部分中祀用雅乐类型,以各级地方官府为主要小祀用教坊乐的非雅乐类型。文章着重论证全国性吉礼小祀乐用教坊的重要意义,试图接通历史上国家礼乐制度中吉礼小祀用乐与当下各地民间信仰祭祀用乐传统之环节,并辨析小祀用乐音声类型丰富性。

明朝宫廷“含变音”五声音阶的结构分析与传播变化

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创立了似是由"侧商调"省去商音的"宫、角、变徵、羽、变宫"音阶。经重新排列,这与《明集礼》宫廷乐曲曾使用的"宫、商、清商、徵、羽"的音程结构相若。此类"含变音"五声音阶调性不明确,可能与具争议的清商三调有关。此音阶在清初仍有承传,至乾隆贬低朱载堉,承传才中断。朱载堉省去商音,是基于对周朝音乐的历史想象;乾隆只用五正声,似是关乎五正声带来的正统身份象征。这显示意识形态对宫廷音乐传播变化的重要性。

《儒林外史》中祭泰伯祀典仪注考

清人黄小田认为《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泰伯祠祀典本于《文公家礼》,商伟教授对此做了谨慎的修正:“它可能不是出自《文公家礼》本身,而是出自后者的注本和修订补充本,也就是说,是丘浚(1421—1495)的《家礼仪节》或以《家礼仪节》为依据的其他类似著作。其次,《儒林外史》还可能参照了其他一些礼仪文献,诸如《大明集礼》这样的明代官方仪书。”重新审视颜李学派与吴敬梓之间的渊源关系,通过文本辨析,考证出第三十七回祭泰伯的祀典描写本于颜元祭孔子的仪注。不过,颜李学派对《儒林外史》固然有不少具体渗透与实际影响,吴敬梓对颜李学派思想资源也有颇具个性特色的扬弃与改造。

元明礼部所定三皇庙从祀名医与壬寅宫变

关于元代三皇庙从祀的十大名医,《明集礼》与宿迁《三皇庙两庑碑》所载有所不同。通过考证,发现宿迁三皇庙从祀的十大名医与礼部所定之所以不同,是因其建设时间早于元朝政府制定诸路建立医学三皇庙之前;《明集礼》所载从祀的十大名医当为元代礼部所定。洪武四年,朱元璋认为医祀三皇是亵祀,令天下郡县停止祭祀,仅在三皇陵寝祭祀。嘉靖二十一年,皇帝不仅诏令扩建重修太医院三皇庙,且增加十八位名医从祀,其原因与"壬寅宫变"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