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被忽视的一环——论易代之际的南社诗歌创作

南社(1909—1923),中国近代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其诗作亦是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观上,南社诸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介入现实政治,在书写时代风云的基础上赋予诗歌宣传鼓动效果,使得传统的济世文学观得到了现代性重构。文学风格上,社友力求深入体悟现实的同时又恰当表露现实,将浪漫抒情与革命体验相结合,进而催生了“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文学体式上,他们致力于有效演绎革命观念,既立足本土文言模式,又借镜西学,延续以往创作姿态的同时亦有新变。考察南社诗于易代之际独有的文学观、文学风格、文学体式,对学界丰富政治抒情诗流变史具有重要价值。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被隐没的沉浮与文学书写——易代之际袁于令事迹记心态发微

明清易代所激起的巨大历史漩涡,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都无法摆脱其向心力的影响。文章梳理明末以戏曲诗文享有盛名的袁于令的生活轨迹,剖析其文学创作所透露的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煎熬,由此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心灵镜像。袁于令具有事功与名士的双重面相,文学书写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人生取向的鲜明特色,成为其时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转变的重要一环。考察其间所见出的生命痕迹与人生态度及文学创作,对于重新审视与构建此期文学的丰富复杂之状况,或许大有裨益。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特质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历程是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承担着总结传统和开创未来的双重使命,聚讼千年的唐、宋之争论,相互推演,构成彼此夹杂的诗学传统铸造运动。近世诗学在复古主义泛滥之际不乏有创变的种种诉求,在浮世之中感悟人生,谋求思想上的解脱,借以理趣和尚理追求,树立了中国诗学的哲理传统。鼎革之际的社会乱象和游移不居的文人定位深刻影响着诗学的书写风貌,易代之际的诗学凸显了民族文化自新的内在活动。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不仅延续独具民族文化意蕴的千年诗脉,也打造了饱含近世内涵的诗学品格。

唐宋易代之际帝王身份困境的书写与词体发展

词体成熟于唐五代,繁兴于两宋。在唐宋易代之际,作为中国古代权力运行中心的帝王群体,深陷战乱重围,失却了和平年代的至尊地位,被裹挟进权力的斗争之中,也遭受了自我身份的困境,陷入心灵的焦虑。在表达心灵焦虑、寻求内心安顿的过程中,帝王对歌词创作的态度和创作实践,客观上促进了词体的发展。如帝王惧祸心态和苍凉心境在词中的表达,扩大了词的言情疆域;战乱中君主追求个体生命体验,耽于享乐,使词的娱乐功能进一步强化,为词体在宋代的进一步发展和繁兴奠定了基础。

新莽东汉易代之际更始政权势力范围考述

目前史学界对易代之际地域性政权势力范围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弥补。有鉴干此，本文特对莽汉易代之际更始政权之势力范围做了详尽考述，并进而揭示了这一类政权势力范围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易代之际子书的文学书写观念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子书创作的文学书写观念是易代之际的独特现象,包括私人化写作中思想活力的释放、视野胸怀的开阔及犀利的批判意识,情感抒写中自我形象刻画、苦闷心态展示与不朽观念追求,寓言言说方式下虚构现象设置、对话体行文建构与文学性语言使用等等,均展现出元代末年文学观念的丰富与创造活力的释放。在易代之后,子书书写方式发生明显转向,包含了更多的制度建设设想、规避风险策略以及人生归宿谋划,而文学想象、情感抒发与文采展露不能不有所忽略,显示出那一时代子书书写观念的演变过程。

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问题

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较之承平时期具有自己的特点与难点:一是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者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与评价。二是真伪混杂,必须进行认真的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三是易代之际的作家归属存在争议,其诗文作品的整理也需要采取独特的编纂方式,同时必须对现存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思想境界──对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与文学现象的考察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思想境界──对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与文学现象的考察清初流行的文学作品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虽然此书手稿的主要部分早在１６７９年已经完成，②然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这部短篇小说集仅以手稿的形式得以流传，直到１７...

易代之际的曹植心迹论--以《三国志·苏则传》“发服悲哭”为中心

《三国志·魏书·苏则传》有关苏则与曹植“皆发服悲哭”的记载有误,实是牵合鱼豢《魏略》苏则“发丧”和曹植“怨激而哭”两事为一事。曹植私下的愤激悲哭与表面的讴歌颂美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可追溯于曹操逝世引发其对政治前途的绝望之情。曹植悲哭随即引起曹丕的嫌恶,并由此获罪于黄初初年。从狐援、箕子到司马孚、司马顺,曹植之哭在历史上不乏先声和回响,可隐括为易代之际的“途穷之恸”。

豪华落尽见真淳——处于易代之际的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长期以来，对陶渊明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更多关注他的淡泊洒脱、田园风情等方面，但从他所处易代之际的特殊背景来看，他的部分诗作表现出了忧国伤时、爱博心劳的特点。本文结合东晋末年的时代特点，结合陶渊明的思想，简析他的精神境界。

明清易代之际寿序文研究——以吴伟业的寿序文为例

明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寿序文,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发展势头依旧有增无减。人们在乱世更追求享乐,追求短暂的奢侈生活,故类似于寿宴这种大型喧闹宴会成为一种流行。士人们跟风享乐,热衷参与此类活动。一些士人没有闲余的金钱随礼,有的只是肚子里的墨水,挥笔写下寿序文一篇祝贺随礼也合情合理。士人将寿序文写得更加具有个性,从而摆脱了单一的溢美之词的束缚。明清易代之际文学大家的代表人物吴伟业以诗歌为最,他的二十三篇寿序文,均有着属于其自身文人化的独特之处应给予其一定的关注。

燕京书写与金元易代之际的士人精神

燕京城的兴衰,是13世纪中国经历政治变迁、实现大一统的一个缩影,关联着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燕京的衰落始于金朝中后期的“贞祐南渡”,北方士人的燕京书写,有力弘扬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和乱后思治的社会责任感。随着元朝定都燕京并不断地建设大都新城,燕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帝都气象,这一时期的燕京书写流露出士人积极的治平理想。燕京兴衰见证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士人精神,这种精神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统一、走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动力。

精神返乡与历史记忆:易代之际的民俗书写

多重断裂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浓重的乡愁油然而生。中国易代之际出现了诸多怀旧式民俗文献,这正是在乡愁寻寄的情况下文人们精神返乡的结果。它们在重构了故乡的同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当代人们寄托现代乡愁的精神家园。阅读它们并凭借想象穿越至其书写记述的那些美好、安定、和谐、统一而完整生活,是当下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

从幕府到竹林:汉魏易代之际的思想转型与文学书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而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人文滋养,并与现实政治、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才能涵养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处于思想转型以及文学新变的汉末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易代之际研究的学术价值与难点所在——兼及张晖之《帝国的流亡》

本文对易代之际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难点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指出其所以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乃是由于这些历史转折关口政治的纷繁多变与士人的选择多元,由于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活跃,由于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而该领域研究的难点则在于文献的缺失与错讹、历史跨度过大所造成的认知模糊以及研究者所居立场的不易把握等等。而本文认为张晖的《帝国的流亡》一书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擅场诗与易代之际的文学风尚

擅场诗是集会唱和时技压全场的作品,在批评话语里也能突破同时共场的束缚。唐代擅场诗不乏奉和应制之作,它们参与了近体诗的定型与发展过程。后世诗论认为唐代擅场诗提高了创作的技法,却损害了情感的表达。宋元、元明、明清等易代之际,涌现出了许多具有文学价值的擅场诗,同题共赋,评定甲乙,从而奠定了王朝初年的诗坛格局。元末,饶介组织的诗会推动了以高启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的形成,作者的性情通过应酬性的擅场诗被有意隐匿或曲折表现。明末,黎遂球参加影园诗会的擅场之作不断得到其他诗人的响应,逐渐成为清代咏物诗的典范。由场内走向场外,擅场诗接受再批评,相应的评价将有可能随着时空的转移而发生改变。清初,王士禛、朱彝尊等名家通过擅场诗的颠覆与标举,积极建构新一代的诗学审美和文学风尚。

易代之际地方笔记的苏州文人书写与文化精神——以《吴中故语》《觚剩》《苏州五奇人传》为中心

《吴中故语》《觚剩》和《苏州五奇人传》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苏州文人,有着相似的书写意图、书写内容与文化内涵。三部作品都将书写的重点放在易代之际的地方史实与人物上,都用大量的笔墨对苏州文人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对深入探究易代之际苏州文人的心路历程、进一步考察传统苏州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着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