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满意度分析——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例

贫困农户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提升贫困居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能够提高脱贫质量。文章选取金寨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居住条件、就业状况、公共基础设施、政策落实精准性、政策实施效果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具有正向影响,同时贫困居民个人属性特征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分析贫困居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形成机制可以进一步巩固脱贫效果。

科层动员、利益聚合与基层合作治理——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过程为例

基层治理在纵向上承接科层体系逐级传递的权威资源与越级传导的动员力量,在横向上通过利益表征、利益联结与利益聚合凝聚社区利益相关者,纵横交错于基层治理场域,构筑基层合作治理网络。基于中国场景和合作治理理论,纳入影响基层合作治理的两个关键要素——科层动员与利益聚合,引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的个案,探究科层结构如何与搬迁前期的政策布局互嵌,组织动员如何与搬迁过程的官民互动相联,利益聚合如何与搬迁后期的横向合作网络耦合。纵横交错的基层合作治理网络有助于分解治理问题的复杂性,缓解治理资源的有限性,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研究——以甘肃省武威市移民区为例

以甘肃省武威市移民搬迁区为例,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结果表明:①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水平达到89.35%。②基础住宅设施、村域风气、农户技能、医疗条件、教育资源、农户家庭支出、年龄和党员身份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农户年参加技能培训次数、参与村域集体活动和受教育程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具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