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反噬与认同危机:对易地搬迁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的一种解释

内生性治理是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关键主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导向。基于政策反噬与认同危机的分析框架,解码易地搬迁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的肇因。研究发现:第一,资源匮乏型地区基层政府对资源输入需求更甚,在压力型体制与政绩锦标赛中,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下的运动式应对来实现虚高绩效,从而置换更多下沉资源,这一过程不仅忽视了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实际需求,而且在后续政策红利退出后,政策的“外助力”转向“反噬力”。第二,外部空间环境、农户个体价值与社区组织秩序是农户在融入社区的不同阶段所需的三个支点,在实践中,空间转变与价值断裂使农户陷入“二元模糊”的初阶认同危机,继而削弱了对新秩序重构的组织化动能,秩序真空进一步带来进阶认同危机。第三,认同危机阻断了社区自治体系重建的实现路径,而政策对社区转型偏差的厘正作用并未发挥,共同引致了社区内生性治理失效,这为观察和理解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转型及其自发秩序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社会工作介入直过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Z易地搬迁社区为例

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Z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为例,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发现直过民族地区的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面临自然灾害、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生理卫生安全和性侵等问题。从留守儿童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来看,其存在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家庭监管不力、学校安全教育效果不佳、政府监管不到位、不良文化诱导、留守儿童自制力差等。针对留守儿童多样化的安全教育需求,以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制定适合直过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服务计划,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经过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发现小组工作方法对解决直过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存在的安全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方法不能完全满足留守儿童的安全需求,需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方法进行介入,以达到最佳效果。

双向增能:党建引领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以Y县H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治理主体的重组,新兴社区新组建的党组织能否同社区“善治”有效衔接,直接决定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经验表明,易地搬迁新社区能够取得显著治理成效的关键在于治理过程中的“双向增能”。即以党建引领“赋能”社区,以社区善治“充能”党建。二者在治理实践中的双向增益不仅是易地搬迁社区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路径和经验,也是提升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出发,发现易地搬迁社区正在走向一种契合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之路。在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下基层政策企业家发挥着组织学习的"催化剂"作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通过"党群共治"与"权能归位"方式实现向社会力量的正向赋能,而社会力量的提前进场避免了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引导社区治理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并实现向行政力量的反向赋能。由此构建了多元共建、协商共治、成果共享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格局。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实现了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有效,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易地搬迁社区迈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中国易地搬迁工作进入了“稳得住、能致富”的后搬迁时代,然而实践发现易地搬迁社区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着治理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结构失衡、搬迁群众心理融入不足等障碍因素。为此,应当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夯实社区治理的制度基础,优化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促进群众的精神富足,实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以扎实推进搬迁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T社区的数据

在乡村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对T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对数据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健康状况、做家务、家人支持和子女赡养费等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助推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和增强搬迁社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策略和思路。

党建引领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社区治理——基于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的个案研究

实现安置居民可持续发展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有效治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基于嵌入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从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结构、功能、关系以及认知四个维度的嵌入路径,并通过其归纳出党建引领嵌入安置社区的现实经验: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覆盖以建设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优势功能以整合社区治理的要素资源,联结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情感以构建友好信任的场域关系和培育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性动力。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从村民到市民:生活环境转变对审美价值观影响的调查研究——基于贵州某易地搬迁社区的数据

新市民”的美好生活建设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程的重要任务。文章以贵州省某易地搬迁社区425位居民为样本,来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其审美价值观在生活环境发生转变时的状况。研究发现“,新市民”审美倾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搬迁后仍然具有生活化、实用化的审美需要,而审美关系则呈现乡土化、情境化和较强包容性的特点,最后又表现出比较矛盾的审美反应。因而需要加强社区文化重建,关注居民的审美需求;经营新居、保护旧屋,提高居民空间认同;推进社区艺术活动,开展社区审美教育。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践与探索——基于“湖北龙韵”经验的思考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后续的社会融入等工作刚起步。湖北龙韵艺术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上以多元主体供给为基础,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相融合,既创新了供给的形式也丰富供给的内容,在增强搬迁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上取得了不错成效,形成了独特的“湖北龙韵”经验。借鉴“湖北龙韵”做法,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从构建多元供给格局、提高供给能力、激活内生动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以及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5个方面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凉山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自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凉山通过异地移民搬迁取得了巨大的贫困治理成就,但城镇集中移民安置点的特殊性叠加多重内外因素致使其更容易出现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采取通过加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扶持力度、加强易地扶贫移民集中安置点风险防控机制建设、重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同体意识等策略,提高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以美育人”的思考

本文基于对广西上林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明亮镇中心小学的实地调研,聚焦当地儿童“归属感不强、认同感不高、适应力不足”的“三不”现实问题,提出借力美育的建议,通过“尚美”引导“立信”从而“乐融”的思考,因地制宜探索“以美育人”的实践路径,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研究

随着进入脱贫后续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在脱离原有生活场域后,面临自身情感认同不足与社区融入难、个人生活成本压力大、社区参与度低等现实困境,社区治理也停留在基本的生活环境领域。共同体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强调情感、集体利益动机下的行动以及内部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居民融入参与的问题,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获得感、参与感”,共同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融入现代化建设中。

安抚与动员: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社区参与何以有效?——来自桂南A县的案例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成投入运营后,推动搬迁农户融入社区成为治理中的重要任务。基于公民参与之梯理论构建从被动参与向配合参与再向主动参与逐级进阶的分析框架,从桂南A县Z社区的案例调查结果来看:先通过安抚方式培养搬迁农户的参与意愿,引导搬迁农户参与社区和社会力量组织的生计、文体、议事活动,从而降低参与成本,提高参与收益;然后采取动员策略增强搬迁农户的参与能力,加强搬迁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吸纳搬迁农户进行政治参与,推动居民自治。以上两种策略促成了搬迁农户从被动参与向积极主动参与的转变,使有效的社区参与转化为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进而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政府应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参与渠道,保障参与有效性,持续降低参与成本,培养社区治理共同体意识,最终超越线性居民参与之梯,走向共同生产。

社区居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困境与对策——以易地扶贫搬迁为视角

“十三五”时期,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近千万贫困户成功迁入各地的易地扶贫安置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扶贫后续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安置社区居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居民自身思想习惯难改、社区共同体意识缺乏与教育机制尚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当前安置社区的建设与治理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开展社区居民思想政治教育对提升居民素质、培育社区风尚、强化主流思想起着重要作用。以易地扶贫搬迁为视角对社区居民思想教育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路径选择,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有一定促进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以大方县奢香古镇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任务之下,探析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中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龄化问题和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特征,并根据易地扶贫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与挑战提出构建建议,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地方高校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衔接途径研究

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地方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陕西省安康市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主要区域,易地搬迁93.78万人,搬迁人口约占全国10%。易地搬迁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振兴的试验田,而地方高校的专业建设指导机构、人才方案、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就业去向与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存在脱节现象。对此,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员参加的高校专业建设指导机构、知识模块化高校人才方案、重实践操作的人才培养方式、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柔性高校人才发展空间,实现地方高校与服务易地扶贫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之间的有效衔接,以解决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