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族望:“陆忠”释义与陆绩《周易注》

孙吴时期,吴郡陆氏由“土豪旧族”跨入“高门鼎贵”之列,其根本动因并不在陆氏一族仕途显赫,而在于陆绩被东吴本土旧族视为与孙氏保持某种身份独立和有限度合作的精神象征。这种身份标识的形成,既有陆绩一生的悲剧色彩为底蕴,又有陆氏学行二端的分量为保证,更有当时士人清议和政治舆论场域的推波助澜,从而让“陆忠”之目成为陆氏族望的新标志。晋时,陆机、陆云的遭遇与秉承陆绩之志的陆瑁一支,恰成鲜明对比,无疑加重了陆氏余脉对陆绩兼举离政之道和重学之德这一立场的固守和执着。或者说,六朝陆氏族望的新原点,就在于陆绩学、行二端特别是陆氏《周易注》的微言大义当中。

经典解释学视域下易学文本理论——以朱熹的易学文本理论为视角

中国经典解释学的文本与西方解释学的文本皆有原典性、原创性、开放性、发展性的特点,不同的是中国经典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文本理论。南宋朱熹与他以前的易学家和经学家一样,通过反思易学和经学的发展,在文本形成、文本整理、文本结构、性质和特征及与文本意义关系等方面做了系统论述,恢复了易学的经传分离古文本,提出易文本具有原始卜筮性、虚设悬空之理、象数理辞融为一体的特征,创造性地阐发了易文本的理论,确立了解释理路与方法,重新建立了易学解释的范式,丰富、发展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的易文本理论,对于易学文本及其解释等问题作出了历史性回应。朱熹的易学文本理论是易学发展历史的必然选择。朱熹从文本结构、性质、特征出发,提出以书观书、虚其心、卜筮解《易》、三圣分观等经典解释方法,重视文本和文本作者,体现了中国经典解释崇尚文本、以经解经的传统。相较于西方解释学中的文本理论,以朱熹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解释学文本理论独具特色。

易学哲学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建构

易学哲学的建构,首先需要确立其基本问题意识,以“推天道以明人事”为核心话题的《周易》,其基本问题不应围绕如何去认识、探寻“是”“存在”而展开,而要以如何实现“天人合一”为中心。其次,不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周易》通过其独有的象思维,以“象”为基本要素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微而广大的意义世界。这种思维方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超越了主客二分,以经由“感而遂通”实现天人宇宙生命和谐为最终目标。最后,在易学哲学的建构方式上,我们需要正确对待易学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要回归易学本身,围绕《周易》的理论特色展开,凸显易学哲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易学革命与新易学的创建:上博简《周易》形态谱系新探

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其文本形态与《连山》《归藏》皆不相同。从源流谱系来看,上博简《周易》是对《连山》《归藏》旧易学改造基础上创建的新易学,是为第一次易学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易》卦辞不再列举已往实占记录,而由象辞及占辞构成;第二,《周易》卦辞中的占辞具有断占的方向性和条件性限定;第三,《周易》在改造卦辞的同时,还创造了爻辞;第四,象辞的创作;第五,占辞的象辞化。《周易》文本改造的意义在于:第一,《周易》文学性的生成,使其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源头;第二,《周易》思想性的生成,使其从纯粹的筮占之书转变为思想之书;第三,新易学的创建,开创了易学史的新时代。新易学与旧易学的区别是:第一,新易学对六十四卦从卦名到卦辞作了彻底的改造:卦名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卦辞也不再列举往昔名人实占记录;第二,新易学彻底摒弃了《连山》《归藏》旧易学的神启色彩。在《连山》《归藏》旧易学中,吉凶悔吝的断占是神灵的启示,而在《周易》新易学中,吉凶悔吝的出现是有前提和条件的;第三,新易学创建了系统的阴阳哲学和变易哲学。此后孔子开创的“不占”易学,是为第二次易学革命,易学再次开辟新时代。

《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经传关系视域下的今帛本《易传》对《坤》卦卦辞的解读

虽然传是对经的解读,但是《周易》经传之间相隔数百年,体例亦有别,思想观念自然不能等同。传对经既有本义的诠释,更有思想的阐发,体现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差异与变迁。同是对《易经》的解读,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之间也呈现出时代差异。以对《坤》卦卦辞的解读为例,今帛本《易传》均有“坤德”“坤为文”的思想,但是帛本《易传》基于此还有“坤之至德”以及“文德”的思想,为今本《易传》所无。因此,合理的易学和经学解释方法,既要依传解经,又要经传分观。从思想观念发展看,后者尤为重要。

李纲易学论析

李纲易学专著《易传内篇》《易传外篇》虽亡佚,然其传世著作《梁溪集》(今本为《李纲全集》)一百八十卷所存李纲《易传内外篇》诸序及其与友人论易信札等各类文章,可供探析李纲易学思想。李纲诗文中颇有引用易辞、阐发易理之涉易内容,可为辅助资料,亦显示出李纲易学之风采。李纲易学思想之核心如下:第一,李纲对《周易》经典创制与性质的认识,是尊信三圣、推崇经典;第二,李纲对易学史进行回顾与考察,能考辨源流、审慎取舍;第三,李纲注重对《周易》象数的考辨、阐释,详考且精研;第四,李纲对《周易》经传的认识把握与阐发应用,是融通义理、明体达用;第五,李纲明辨卜筮、评判术数,均有见地;第六,李纲会通佛易,论述颇具特色,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和意义。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学术圆桌笔谈之二

多年来侨易学研究一直围绕理论批评、案例互释、概念构建持续推进相关讨论,得到了学界支持与学者的呼应,本期七篇文章既在宏观理论层面、微观案例层面、中观方法概念层面展开笔谈,又体现出各学科学者共“侨易学理论”、跨“研究领域”、统“思维方式”所进行的持续阐发。从侨易学草创到方法观念的推衍、再到案例融合与思想互通,当下的侨易学研究逐渐显现出横向铺陈和纵向构架的清晰思路,这更与全球视野、通观视域、文明共生等学者的基本立场相生,笔谈也为验证侨易学方法和探求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机会。本刊将继续支持学界的相关讨论,促进构建开放、自由、严谨的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推动侨易学学理构建的稳步、踏实、渐进式发展。

侨易学视角下的《倾城之恋》——白流苏的五次侨移

侨易学不仅可以用于现实世界真实人物的分析,也可以发展为“文学侨易学”来探究文学虚构世界。采用侨易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倾城之恋》进行人物分析,白流苏的人生际遇被看作“侨易现象”,从中可以发现其从因侨致易引发的命运变迁。利用侨易学理论中具体的侨易条件和侨易量的概念,结合文本详细阅读,整理出一条清晰完整的精神质变逻辑线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主人公心态变化及其原因,丰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引入侨易学理论到文学领域不仅可以观察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联系,还能在时间和地理维度进行分析,展现时间、空间和思想这三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阐释方法。

论《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

陈寿师从蜀汉硕儒谯周,深受《周易》学术沾溉。《三国志》的撰史旨趣与史学思想对《周易》颇多取鉴。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过程中多次引用《周易》为其立论,《三国志》的易学思想展现出变易思想、道德思想的内涵。陈寿借助《周易》变易思想对三国历史盛衰演变的趋势加以解释,揭露了曹魏、蜀汉政权盛衰演变的历史趋势。陈寿运用《周易》的道德思想评价历史人物,他大力表彰善政贤臣,重视婚姻道德。《三国志》以《易》解史呈现四个特点。第一,陈寿重视以史为鉴,以易学的理论结合历史事件为人们提供经验教训的指导。第二,陈寿重视以盛观衰,运用见微知著的易理解释历史。第三,陈寿运用易理对三国历史中人物穷通否泰的命运予以关切。第四,《三国志》中的易学思想与谶纬预言紧密相连,陈寿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展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经史视域下西汉又《周易》的经典化与经学化

西汉是《周易》传布、列经与位格提升的关键时期。田何及其门人的易学传承谱系表现了《周易》在战国之后传播的新局面。持续经典化、公共化是《周易》列经和经学化的重要因素。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使《周易》开启了官学化、经学化和深度经典化发展路向。《史记》《汉书》对于易学的不同记载,反映的正是《周易》位格提升前后的差异。《周易》成为群位之首是思想理论、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多方助力下的结果,蕴含了新兴天人关系变革、宇宙图式构建的内在逻辑。自西汉始,《周易》从带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神书”,转变为揭示“大道之原”的“圣典”,成为影响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经典。

西方易学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

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序幕,掀起了西方研《易》释《易》的高潮,并且促使西方易学研究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以往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对《易经》的译介史进行梳理和回顾,但是目前学界对《易经》西传专题性、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还稍显薄弱。若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西方易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索隐期将《易经》视为“东方的《圣经》”;过渡期产生历史典籍和智慧之书的分野;成熟期回归元典“卜筮之书”与“哲理之书”并重;多元发展期追本溯源强调“不可为典要”。这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易经》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所经历的由神学到汉学再到哲学的三次翻转。虽然在学理研究中这四个时期相互独立,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它们又紧密相连。西方易学发展的梗概由此被勾勒出来,以史为鉴观其一隅,进而省思当代易学的国际化进路。

易学视域下朱熹经学诠释方法的转向

“《易》本卜筮之书”是朱熹易学的核心理念,一般认为,淳熙二年(1175)是此新见的确立之年,通过爬梳和分析相关书信、语录,此观念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乾道八年(1172),朱熹针对程颐易学提出“不合全说作义理”和“不就卜筮上看”的批评。此后,围绕如何重新阐明《易》所承载的圣人本意,朱熹提出分观《周易》经传、推求卦爻辞本义和重视训诂等方法。至淳熙二年,随着“《易》本卜筮之书”认识的完全确立,其易学彻底转向立足占筮语境的新诠释理路。不唯易学,在《诗经》学、四书学及解经原则等方面,也能看到朱熹的诠释理念基本同步发生着转变,可以说,乾道八年至淳熙二年是朱熹经学诠释方法实现由“说义理”到“求本义”总体转向的关键时期。

明代科举视域下易学阐释边界的限定与开放

《周易传义大全》被明成祖钦定为官方科举用书的同时,也无形中为明代前中期的易学阐释划定了以统治意志、科举取士为导向的边界,习《易》经生、研《易》儒士在科场制义、注经立说时都被限制于以程朱《传》《义》为指导思想的阐释边界之内,明儒对《易经》义理的理解与阐释,多是通过程朱易学与举业的结合,在限定的意义空间之中“内求”。明中叶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程朱易学活力逐渐丧失,举业与程朱易学的割裂使明儒的易学阐释由“内求”转向“外扩”,象数易、心学易的兴起打破了明初官方限定的易学阐释边界,而阐释边界的开放亦反作用于《易》经义考试中经生阐释路径的选择、考官评判标准、科举用书的编纂等方面,彰显了易学公共阐释空间与科举经义考试之间的相互作用。

干事与节用:张謇的易学节用观及其当代价值

从张謇《周易音训句读》节卦的训诂解释,以及张謇对“节”的义理阐释可以看出,张謇对于干事与节用之间的关系有深刻体会。他认为施之于人的节道,不能过于苦,正如经言“苦节不利贞”,过于苦的节道不利于事业成功,干事与节用是不能相比的关系;而施之于己的节道,“苦节利贞”,有助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淬炼君子人格。张謇在生活中处处遵循节道,不仅个人生活极度节俭,家庭教育中也要求子女严格遵守节道。张謇易学节用观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提倡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方式;塑造节用以生财和利民的企业家精神;厚植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为干事出发点的爱国情怀。

侨易视角下的赵必振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传播

作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传播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近代知识分子,赵必振在20世纪初译介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早期社会主义学说著作,是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先行者。赵必振从接触维新思想,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一生若干重要节点的思想转变与其早年从家乡常德至长沙,再从长沙流亡日本等数次地域性位置变更密切相关。通过对侨易学视角下赵必振跨地区、跨国间的位置位移轨迹的梳理,在历史语境下更为立体地展现了其思想变化的全貌,充实了清末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研究的“留学史”研究。

易学视野下的苏辙——兼谈其易学与史学的互动

两宋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辙嗣轨家学并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以其别具一格的易学解读融入了这一潮流。他以《易》为纽带,兼涉儒、道。其易学与史学的互动,以人的诉求为起点,论述社会法制、礼乐、道德、人心风俗的变革,并使易学思想融通于《三皇本纪》的历史诠释。最终,苏辙对易、史互动的思考导向对现实政治的讨论,就变法举措失当之处以及党争、“君子小人之辨”这些尖锐的政治问题进行再阐发。苏辙在易学领域内的理论创获,是审视、研究其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借此亦可窥见“天水一朝”思想学术有别于前代的独到之处。

胡瑗《周易口义》中的易学生态哲学思想

在《周易口义》一书中,胡瑗从天地的生成之道来讲明圣人的参赞化育之功,重新确立了儒家圣人继天行善的理想,包括天地生成万物的生态本体论、圣人代天理物的天人关系论以及仁义生成天下的生态德性论等内容。其易学生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圣人法天则地、代天理物的意义上,为北宋易学生态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是汉唐生态宇宙论到宋明生态本体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唐文治的易学成就

唐文治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重要的经学家、易学家,在易学领域成就卓著。他研究易学坚持象数、义理并重,沿袭“人更四圣”之说,强调《易》《庸》结合、以《孟》解《易》,颇有新意。他也希冀通过易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挽救时局,丰富了易学思想的内涵。探讨唐文治的易学成就,有助于推进对唐文治及其成就的全面认识和深度研究,也有助于易学研究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