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拟代传统与现代中国作家的“男作女声”易性叙事

性别拟代是写作者改换性别身份,有意识地以另一性别的视角、口吻、观点、感受进行的写作,其有别于一般文体的特色在于写作者与视点人物之间的性别“张力差”。“男作女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在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作家笔下则以性别“投射”的现代曲衷、社会关怀中的性别置换、美学修辞的易装再现等,呈现了与性别拟代传统既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现代特质。性别拟代不仅是一种文体层面上的策略技巧,还是社会性别机制的时代镜像与人性表达的特殊方式,并与中华传统美学紧密相连。现代作家“男作女声”叙事的文体实验,彰显了性别拟代传统在现代中国的长久文化韧性,并以“文化双性”的方式彰显了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精神,成为一个透视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文体技法与性别想象复杂交织的文化景观观察点。

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易性叙事及其性别策略

易性叙事在现代中国女性小说中较多呈现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策略性的表达技巧和叙事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民族梦想、女性个体情感体验和两性沟通的易性叙事。尽管有时其中仍留有传统性别关系模式和文化分工的痕迹,但它更多表现为现代女作家通过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实践新的性别书写方式的努力,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性别书写策略。

从《土门》到《极花》——论贾平凹的第一人称易性叙事

贾平凹在《土门》《极花》中采用第一人称易性叙事,体现了作家在叙事艺术上的自我挑战与突破。《土门》中的梅梅叙事的功能性大于形象性,叙事上超出了人物自身所能承担的范围,成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是一个复杂的叙事整合体。《极花》采用局部象征和整体象征的手法,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主人公胡蝶作为观察者和叙事者,不仅符合人物本身,还提高了叙事的艺术性。从《土门》到《极花》,贾平凹完成了易性叙事的尝试与成功突破。

论九十年代后中国易性叙事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易性叙事是少数作家采用的比较特殊的叙事方式。作家们将易性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主要表达性别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女性独特生命体验,借异性之口表达某种情感或审美期待。其中,性别话语的表达是易性叙事最重要的叙事目的,在男女作家笔下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易性叙事是作家潜意识层面易性冲动不自觉释放的结果,在以异性为叙事人物的作品中,有助于作家更自由地抒写。

毕飞宇小说的易性叙事及其性别心理

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中较多地运用易性叙事。他笔下的易性叙事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可以超越性别的易性叙事中,易性叙事深化了主题。在无法置换性别的易性叙事中,则存在多种情况。《林红的假日》后半部分存在一定的体验女性心理的隔膜。《玉米》系列中,易性叙事不仅深化了主题,而且丰富、拓展了主题。《睡觉》艺术上精致,但在价值判断上释放了潜意识中对二奶的欣赏,带有明显的男性眼光。

论戴来小说的易性叙事

戴来擅长易性叙事,其小说在叙事艺术上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戴来在小说中描绘了都市男性迷离恍惚的生存状态及病态心理,用意料之外的手法讲故事、关怀男性,探寻男性精神困境的原因。戴来小说的易性叙事已不是一种叙事策略,而是一种叙事方式。

论九十年代后中国易性叙事小说的叙事策略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手法,易性叙事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是一种从异性身份、异性心理进行思考和表达的手法。易性叙事策略通过作者身份转换,走入异性人物内心,揭开表面迷雾,阐述内心本质和真相。通过异性角度揣摩心理,能够以冷静客观的角度娓娓道来。在易性叙事的创作主体中,第一人称可以是男性或者女性,通过和自身相反的性别来展现情感心理。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易性叙事小说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作者的文笔描述离不开特定时代现状,在个体情感体验与性别传统观念里进行有张力的拉扯,通过多种视角、角色互换等,透过主人公易性的后叙事视角,以主人公的生活轨迹讲述当下背景里爱情与生活,求生与挣扎,现实与梦魇等。本文将详细讲述关于九十年代后中国易性叙事小说的叙事策略的特点、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实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