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相怜》还是《相生怜》:春柳社演剧剧名考辨

春柳社早期的演剧《生相怜》,过去囿于史料缺乏、解读错误、以讹传讹等原因,该剧名一直存在《生相怜》和《相生怜》两种无法统一的说法。根据多种文献、史述及当时日本报纸新闻,该剧剧名应为《生相怜》,欧阳予倩1959年重版之《自我演戏以来》中的相关记述正确。《沪报》《时报》虽详尽记述了该剧之内容,却把剧名《生相怜》误记为《相生怜》。

《春柳堂诗稿》的难解之疑

《春柳堂诗稿》因录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诗而被红学研究者重视,但自20世纪50年代公布以来,围绕其真伪和作者是谁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囿于研究资料的匮乏,至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未有定论,可能影响《诗稿》的红学研究价值。梳理三个“难解之疑”,对《春柳堂诗稿》隐而未见于《熙朝雅颂集》《清诗汇》等诗文集、写作年代不明、作者与刊刻者之间的祖孙关系与年龄差距的矛盾等三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提出解决思路。

新剧之怪现状(二)——从春柳社的创作看新剧创作的得失

新剧时期,旧戏创作观念遗留对新剧创作的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文本创作上。众所周知,“新剧同志会”的春柳剧场在甲寅中兴时期所演的新剧是在众多新剧社团中最讲求艺术、最重视戏剧文本的了。然而,这个在当时已经算是最为精益求精的新剧团体,仍在甲寅中兴之后没多久就销声匿迹。在笔者看来,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过去的创作观念对于新剧创作特别是新剧文本的创作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要浅析过去的创作观念遗留对于甲寅中兴时期新剧文本的影响以及其演出在当时观众中所取得的反响,最好通过分析春柳演剧及其演出所创作的文本来加以佐证。

学术争议、重构文本、现代性悲剧——对春柳社的一次回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开端”这一说法,遭到了学界诸多学者的质疑,以此而展开的论战一直持续至今天。而伴随着对春柳社质疑的同时,也让不少历史所忽视的问题,诸如中国话剧的开端为何是春柳社?以及春柳社能够成为中国话剧起源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首先通过学术论争分析其主要观点,其次通过被“改写”过的具体文本《黑奴吁天录》及其舞台形态进行分析以此来试图解答“春柳社的起源”问题,最后通过春柳社自身的悲剧形态来反身观照此前的传统戏曲,分析其何以构成现代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对后世戏剧的影响。

龙启瑞《春柳》词初探

龙启瑞是晚清颇有名气的学者型诗人。他的《汉南春柳词抄》作为晚清“临桂词派”的代表作,确有许多好词达到了“华实相扶”、“情采自凝”的境界。在艺术形式方面具有凄丽清婉而不委靡颓唐,善于白描而不意浮文散,崇尚自然而又重视锤炼之功等特点,所以在当时便颇受专家好评;即使在现代,尽管时迁境异,可是我们玩绎时仍然觉得龙氏这卷《词抄》中许多佳作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春柳堂诗稿》新考

本文对《春柳堂诗稿》的体例、用语以及作者宜泉的家世生平,做了较详细的稽索。宜泉的年纪应与曹雪芹相近,唯晚卒数年,两人或曾分别考任官学教习,宜泉于期满后很可能还获授县训导或县丞之类的低阶职位,并历升江东一带的地方官。

春柳派的悲剧审美追求及外来影响

春柳派戏剧是文明新戏的先行者和王牌军,其戏剧审美追求和对外来演剧模式的自觉借鉴,使它成为当时剧坛站在最前沿的颇有先锋意义的演剧流派。悲剧情感、悲剧情境的强化,日本新派剧情调和悲剧模式,浓厚的浪漫主义和沉郁婉约的悲剧美等,构成其悲剧审美的独特追求。把春柳派戏剧放在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的背景中考察,更能清晰地看到外来演剧模式对中国戏剧变革的影响及其决定性意义。

再谈《春柳堂诗稿》之疑点——兼答张志先生

《春柳堂诗稿》一向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资料,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疑点:一、是否确为乾隆朝之作品?二、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下之诗注是否确实可信?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否会以"芹溪居士"为号?本文举出的证据皆倾向于否定。故这些关键性问题未确定之前,不宜据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原可避免的疏忽与失误——胡铁岩先生两篇有关《春柳堂诗稿》文章读后

本文通过对胡铁岩先生在引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自序"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时强调"昔"字而忽略"我皇上"的时间坐标意义,导致两篇文章基本观点失误之处进行辨析,指出《春柳堂诗稿》自序最迟写于乾隆六十年,张宜泉最迟生于乾隆十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时间上确有交集。

《春柳堂诗稿》“待解之疑”试解——与刘广定先生商榷

以贾宝玉反对探春取名"秋爽居士"为由认为"曹雪芹不喜用‘居士’之称呼",并进而怀疑曹雪芹有芹溪居士之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视两首涉曹诗的题下诗注"似是一篇小传因诗题下留的空间不够而分两处写,疑非宜泉原稿亲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春柳堂诗稿》中涉曹诗的"可信度""正确性"无可怀疑,是可以"用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的。

试解《春柳堂诗稿》中的“三个疑点”——与刘广定先生再商榷

《春柳堂诗稿》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的诗注是真实可信的,曹雪芹以"芹溪居士"为号也是真实可信的,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作于乾隆朝毋庸置疑。故《春柳堂诗稿》足以用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春柳社首演《茶花女》纪念品的发现与考释

作为中国话剧源头的《茶花女》演出研究一直鲜有进展。作者以新近发现的两张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为演出《茶花女》而发行的纪念明信片为依据,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春柳社当年只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幕还是二幕之争;二、这次发现丰富了该剧演出的照片资料,且李叔同、曾孝谷、唐肯和孙宗文四个主要人物俱全,舞台画面清晰,完整地再现了当时的演出场面,对研究春柳社显然颇有价值;三、从当年的文献可以发现,春柳社的演出因系筹款,故都有纪念赠品发送,但学术界从未能证实纪念赠品的存在,此次发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且春柳社之所以选用明信片作为纪念赠品,李叔同在其中应该起了关键作用。

春柳派悲剧与日本新派剧

春柳派悲剧是中国话剧的早期艺术形态,是在日本新派剧和西方戏剧的影响下,在美学精神上距中国成熟的话剧最近的一个戏剧流派。春柳系统的演剧预示了未来中国话剧的方向,为“五四”以后中国话剧的崛起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春柳派悲剧,尽管还不成熟,但它已向西方悲剧精神靠近了一些,并为整个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一道通向未来的大门。

春柳社演出日本新派剧剧目考论

本文以中国话剧的第一个艺术团体春柳社为研究对象,着重梳理、探讨20世纪初期长达10年活动中所演的日本新派剧剧目。不仅对这些剧目的内容、上演情况等进行细致的考辨、论析,而且还进一步考析它们的艺术渊源及日本剧坛的上演情况。这些剧目,如著名的《不如归》、《社会钟》、《猛回头》、《血蓑衣》、《茶花女》、《热泪》等,都在文明新戏时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是春柳社的看家戏,影响、左右着春柳社的编剧模式和剧作的审美特征,而且,由于它们也常被其他文明戏社团所搬演,因而它们也与中国传统戏曲一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早期话剧的创作和舞台面貌。

《春柳》与民初之新剧改良与建设

春柳社及其演出的话剧历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中国话剧的萌芽和地点,文学史上的评论家都对春柳社及其春柳社演出的话剧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以往的研究者把目光过多的关注在春柳社及其发展,而相对忽视了春柳社解散之后,李涛痕在天津创办的《春柳》杂志。本论文论述了《春柳》杂志的创办目的宗旨,并详尽论述了其在"新"与"旧"的对比中在编戏、演戏方面对戏剧的改良,以及其"理想中之新剧"的提出,这些对新文化的新剧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筚路蓝缕的三大新剧社团——春柳社、进化团与南开新剧团

文明戏时期最重要的新剧社团是春柳社、进化团与南开新剧团。春柳社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进化团的演剧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南开新剧团在文明戏全面衰落之时"为中国早期话剧注入生机"。

走近百年春柳社

我国现代学堂乐歌的启蒙先驱李叔同（息霜）根据英国奥特威所作旋律填词的一首著名的学堂乐歌——《送别》，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都耳熟能详，那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叔同是中国“学堂乐歌”较为突出的作者，也是中国第一个戏剧团体——春柳社的创始人之一。

留日学生春柳派与近代上海的脆弱情缘

春柳剧场以新剧形式出现在近代上海,给上海戏剧界带来现代的概念;然而,春柳派“日化”或“西化”的艺术原则与一般上海市民的口味犯冲,遭受到冷遇。在惨淡经营三年后,春柳派终于解散。

春柳社第二次公演《黑奴吁天录》场地选择初探

作为春柳社第二次公演《黑奴吁天录》的场地选择问题历来是被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故针对春柳社在选择本乡座作为演出场地的配置、费用和相关资助人员等方面进行探究,使春柳社历史的研究尽可能以一种真实的面貌还原在大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