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轸 春秋义烈无双

春秋早期,战争是非常重视礼仪的：出兵一定要名正言顺,必须遵守＂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羊传》）的游戏规则。公元前632年,一个人却将战争与＂礼＂彻底割裂开来。他,就是春秋第一战神——先轸（音枕）。先轸,姬姓、先氏,曲沃人（今山西闻喜）,因封地在原（今济源西北）,也叫原轸。《汉书·艺文志》提到的已经失传的兵书著作有《孙轸》五篇、图二卷,据说是先轸所著。

《永乐大典》残卷所见杜谔《春秋会义》原文校说

杜谔《春秋会义》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较广。此书于明永乐初曾抄入《永乐大典》,至万历年间仍有保存,但其后则渐佚不传。直到乾隆时期,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谔《春秋会义》,始复行于世。之后,又经录副、校理、传刻衍生出多种版本。今传版本有十二卷、二十六卷与四十卷三个系统。今存《永乐大典》残卷中,卷五二九六、卷五二九七、卷六五○四及卷六五○五载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凡十五条,将今传诸本与此原文对勘覆校,时有异文,颇资考说。今传诸本各有讹脱衍倒,各有整理校订,版本之间互有异同。就可靠性而言,同系统的版本基本一致,孔氏抄校本最接近《永乐大典》原貌。

苏舆: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

以辑录《翼教丛编》闻名的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专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诸书中的"诧异"之论,力图恢复董仲舒思想的真实面貌。是书力主《公羊》学说,但能以一种比较平实理性的态度,超越门户之见,但凡是合理的说法,无论是古文经师,还是今文经师,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皆摭取其说,无所排斥。甚至对于以谶纬附会为说的纬书,他也能吸收其中的可取成分,来作为注解董子思想的资源。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春秋》义例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代今文家攻驳《左传》不传《春秋》,古文家为强化《左传》的传经性质,努力缔构左传家的义例体系,因此《左传》凡例成为春秋学的研究关注重点。《左传》凡例由《左传》作者采辑相关史料撰成,并成为左传家说解《春秋》大义的义例体系核心。如果从形式上追溯其产生来源,礼例是其直接渊源之一,律例则是秦汉及其以后春秋家义例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本辑佚

文章通过分析比较大典本《春秋会义》的不同版本,指出:大典本的初辑底本均注明每条佚文在《永乐大典》中的出处;《大典》纂修与分校官所作的辑佚工作是颇为复杂的,也是用功颇勤的;《大典》纂修与分校官在进行校订时,还尽可能多地参考它书进行校勘、补辑;四库馆办理的大典本,有不少经人录副而流播于外;抄成的《四库》大典本定本,也有可能未被收入《四库全书》。这些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大典本初辑及整理情况,更客观地评价《四库全书》开馆期间的辑佚工作。

杜预与《春秋》义例学的转型

杜预的《春秋》义例学思想,相对于汉代《春秋》义例学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增强了《春秋》义例学的学术色彩,弱化了汉代《春秋》义例学阐发"比事"智慧的核心精神,反映了《春秋》义例学由经世向学术的转型。

论董仲舒对《春秋》之义的创造性诠释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学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层阶级的认同,在于他对《春秋》的义理有着一整套的创造性诠释。这主要体现在他所说的"《春秋》之道""《春秋》之义""六科十指"以及《春秋》用辞等方面。正是由于董仲舒的创造性诠释才使得其提出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从而使儒家经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

重师藏明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版本考

《左传》自产生以来,就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历代注疏点评研究者不可胜数。本文拟对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之版本进行考证,考察其存藏现状,并对一些讹误进行辨证。重点比较其与穆文熙《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评点本,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本之间的异同,最后确定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本的版本。

《春秋左传正义》中的训诂术语“貌”与“状”

“貌”与“状”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二者在训释对象、运用形式和使用功能上都有区别。“貌”的训释对象主要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词，“状”的训释对象可以是词，但主要是语句或语段；“貌”的训释语句比较简洁，附加成分少，“状”的训释语句比较复杂，通常都会构成完整的主谓结构的句子；“貌”的主要使用功能是“揭示状态词的本质”，其中主要是“揭示状态形容词的本质”，“状”的主要使用功能是“揭示描写句的实质”和“揭示行为句的内在原因”。

變聖經爲舊史:陳槃《左氏春秋義例辨》述評

陳槃青年時受"古史辨運動"影響,經顧頡剛、傅斯年指導而撰成《左氏春秋義例辨》,在《左傳》疑辨史上佔著一個重要位置。陳槃覆勘《左傳》所有義例,不僅糾其解經之謬,探其附益之源,還進而辨解《春秋》記事盡屬史書常法,未經孔子筆削,由此將千古聖經還原爲魯國舊史。陳槃對《左傳》義例的批駁,可謂勝義紛披,超越前賢,但對《左傳》義例來源的推斷、對劉歆等人作僞鈔襲的舉證,却有畫蛇添足之憾。

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看董仲舒

《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历来对其校注解释的本子颇多。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校注较为完善的本子。在《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中,可以看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史实的评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就以《春秋繁露义证》中对晋国史料的引用及其人物、事件的评价来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观点。

法坤宏《春秋取义测》的诠释特色

法坤宏是清代胶州地区硕儒,代表性著作《春秋取义测》是清代山东《春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法坤宏博引前人传注,不存门户之见,既广泛运用本经上下文互证,又大量折衷三传和前人成说阐释《春秋》,并以传统儒学为思想旨归,呈现出杜绝空虚的学术倾向及对孔孟真精神的推崇态度,具有显著的清初学者的治学特色。与反对义例治经、崇尚以事解经的学者不同,法坤宏看到了义例解经的价值,将两者调停融合,兼而用之,并明辨孔子修《春秋》行迹,阐发出新的义例。《春秋取义测》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论郑正秋剧评中的“春秋之义”

郑正秋投身电影事业之前,积极地参与了近代戏曲改良运动,并且在《民立画报》《民权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了清楚认识近代中国戏剧艺术形态的本土文化理路,需要重新关注郑正秋的剧评生涯,分析和把握其剧评精神。在他的剧评中的“春秋之义”不仅成为他戏剧艺术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原则和操作方法,还是他面对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社会,积极介入社会变革潮流的精神指引和价值依据,并最终以之为核心要义,形构了他以及与之类似的一批近代传统文人的文化品格。

謝湜《春秋總義》佚文十二篇考説

謝湜《春秋義》《春秋總義》至遲當在崇寧元年(1102)四月之前已經完成。李明復《春秋集義·綱領》卷上所引《論聖人作〈春秋〉》《論書不書之例》《論正不正之義》三篇,卷下所引《論日月時之例》《論天王之例》《論朝聘如之例》《論盟例》《論入例》《論救例》《論次例》《論執例》《論遂例》九篇,合計十二篇凡7630餘字,大量内容可與李明復《春秋集義》分條經文所引"謝湜曰"相對較,文事語義多相同、相近或相通,二者高度一致,若合符節,顯係出於一人之手,皆當爲謝湜《春秋總義》佚文。謝湜、刘绚對程頤《春秋傳》的撰著實有重要潛在影響。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

明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伪书考

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署名为凌稚隆的《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但通过著录情况的梳理和原文内容的比对可知,此书实则是融合凌稚隆、穆文熙、李廷机三人著作而成的伪作。对此书成书动机的考察,我们可对明朝中后期的文人社会和学术风貌进行管窥。

疏离公羊学: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的经学思想

苏舆继承了晚清多重学术传统,而其《春秋繁露义证》侧重疏释文字,大体排斥公羊学理论。针对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苏舆重释了董仲舒的“改制”说,基本不认同何休的“三科九旨”。他试图回归孔、孟,但所作阐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也存在着一些误释。从经学系谱而言,苏舆的主要角色是批评而非发展公羊学。尽管如此,《春秋繁露义证》的文字考释多有成就,有裨于纠正晚清以来公羊家肆意将学术政治化、工具化的偏颇。

王船山《春秋》学的四个范式

文章勾勒了王船山对《春秋》理解的四个基本范式:春秋无常例、无立理以限事、理随势变、春秋义海,呈现了《春秋》学中致力于融合道学与经史之学的努力与内在诉求。借助经典诠释来理解天道之于人的超越性、幽暗性与不可穷尽性,消解道学试图通过把握本体即应对万事万物的倾向,使得儒学重新回归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历史性丰盈世界。

《春秋》例论

《史记》谓“《春秋》以道义”,按春秋家的家法则设例以言义,此实为汉晋诸儒治《春秋》学之一基本方法,于是公羊家、谷梁家、左传家各具其义例体系。本文试对三传家义例略作疏解,以求窥见汉晋诸儒《春秋》义例之学的大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