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金文辯誤三則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是當代研究《左傳》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相對其他注釋《左傳》著作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金文材料。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楊注”在使用金文上還存在不少疏誤。文章擇其引金文疏誤之處三則進行勘誤與考證,以期有助於更好發揮《春秋左傳注》的學術價值。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对研读《左传》很有价值的训诂学著作，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商榷，以就正于方家。

专书词典义项设立刍议——从《春秋左传词典》情感类词语的义项设立谈起

本文在对《春秋左氏传》情感类词语的使用义进行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 ,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分析了《春秋左传词典》中该类词语释义时的义项设立情况。发现“爱、亲、德”等十二个词需增补义项 2 5个 ,“思、忿、戚”等 6个词的义项需要调整。认为义项的详审赅备是专书词典的重要特色 ,涵盖的周遍性、切分的细密性是专书词典义项设立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穷尽性的义点调查是设立义项的基础 ,词的结构功能和词义的系统性是设立义项的重要参考。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续)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对研读《左传》很有价值的训诂学著作,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商 榷,以就正于方家。

《春秋左传注》勘误四则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大醇小疵,本文谨就该书桓公二年、闵公二年、文公十八年以及 宣公四年的相关注文提出不同见解。

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春秋左传注》考辨

本文对 1 990年版《春秋左传注》残存的文字讹误予以纠正 。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春秋左传》中“所以”和“是以”试析

由于句子类型的转变及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共同作用而最终导致“所以”从词组向因果连词的过渡；同时在《春秋左传》中并非所有的“是以”都是介宾结构“以是”的倒文，连词“是以”在《春秋左传》中已以固定词组表示一种新的意义，逐渐与位置的前置没有词序上的联系。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春秋左传》“以为”结构分析

文章从汉语史的角度 ,分析了复音动词“以为”由“A以为B”到“以A为B”再到“以为AB”发展的轨迹 ,进而得出《春秋左传》中的“以”和“为”合用还未普遍具有动词“认为”义 ,只能看作是“以A为B”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

《春秋左传注》标点自乱其例辨正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在《春秋》、《左传》整理和研究方面很有价值的著作 ,但是其标点也间有可以商榷之处。本文试对其部分标点的自乱其例问题进行辨正 。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古汉语“有VP1不VP2”组合中的“有”——兼议《春秋左传注》相关注释之得失

古汉语"有VP1不VP2"组合中的"有"可以训释为"宁"（宁愿、宁可）。不过处于这一位置的"有"并不都训"宁",还有其他义训。本文讨论了"有"训"宁"与训"虽"（即使,纵然）的联系和区别,辨析了几个有歧解的句子,同时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相关注释的得失作了评述。

文本与接受:论《春秋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

《左传》因记载了大量引诗、赋诗的材料,使之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其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杜预解《诗》,既注重语词训诂、章句辨析以及本事考索,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又注重阐释引诗、赋诗的当下现实的语境意义,试图揭示《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

于鬯《香草校书》校《春秋左传》札记

择取于鬯与杨伯峻先生对《春秋左传》某些条目的训诂结论进行比照分析,以说明于氏的某些校勘训诂成果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时间判断商补二则

恒公七年《经》（118页）：“七年春二月己亥。”杨注谓：“此年仍建丑，……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按：杨注：“此年仍建丑，”此不误；又谓：“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则误矣。此年实建丑，所谓“春二月”实际应该是周正春三月，夏正之正月，殷正则二月矣。以周历比殷历早一个月，殷历比夏历早一个月故也。周历与夏历原相差两个月。杨注以周正之三月当夏正之二月，二者仅差一个月，误。此处1981年初版时原谓：“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四月。”误。修订版改“四月”为“二月”。再误。而同年《传》“七月春”，杨注谓：“此年仍建丑，疑是夏正三月时事，于丑正为四月。”此则不误。此处虽与上事不同，但都于同一页中，此处既知夏正与丑正（殷正）相差一月，上例则误夏正周正也相差一月，一页之中。前后矛盾如此。亦失察之过也。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